董仲舒对孟荀人性论的继承与发展

董仲舒在批判性善论、修正性恶论的基础上,调和孟荀而形成了性善恶混论,也就是性善情恶论,这是对孟荀的继承。继承之外,董仲舒还背离了孟荀人性平等的主张,认为性分三品,并将目光聚焦于中人之性,而中人之性乃善恶混。恶源自性或情,去恶向善的主要对象就是众人,对无法教化之人则需要借助刑与政的强制性措施。

性命之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运气问题

性命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不仅具有浓郁的道德意蕴,而且与现代道德运气问题内在相通。儒家虽然承认命运对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但是将其限制在如贫富、寿夭等向外追求的领域,而坚决否认运气对于道德品性的决定作用。从德性生成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具有仁心善性,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生成运气的问题;从德性养成的角度来说,虽然德性养成的过程中会遭遇原因运气、环境运气、结果运气,但是儒家认为这些运气因素都是外在于内在德性的,它们只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不能影响更不能决定人们内在的道德品性。因此,儒家在道德运气问题上实际上与西方伦理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

孟子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化”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某些有待后天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的善质,清代以降的不少学者即循此思路理解孟子的性善说,但这本质上是对孟子之说的“弱化”。

从许渊冲“三化论”角度评析美剧《摩登家庭》字幕翻译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外来影视作品深受大众喜爱,优秀的字幕翻译不仅有助于观众欣赏影视作品,而且推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影视语言既具有口语化的特征,又富有美感,许渊冲先生的“三化论”对影视字幕翻译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作用。本文以“三化论”为理论基础,评析美剧《摩登家庭》的字幕翻译,从等化、浅化和深化三方面探究影视翻译中运用的翻译技巧。

再论“管理学人性假设的新思考”——兼论“人性善”和“人性恶”

“人”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和精髓,从伏羲《易》是“己”以及“天人合一”,皆可窥见“人”的分量。尽管传统文化在字面上未提“人性假设”,但“人”贯穿于儒、释、道、易。人性假设是管理学的基础,梳理管理学文献,得出大凡涉及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时,将人性假设研究归于且止于“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辩。从本体上讲,若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研究仅止步于此,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人”的误读和错读。本文借由王阳明之见来破解“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辩之惑。发掘出儒、释、道、易中的“人性假设”之宏阔,并进一步指出传统文化人性假设与当代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区别。

方以智说“邹均”解读

选方以智评说孟子人性论的五则论述,以解读的方式揭示他对孟子人性论的独特认识:(1)将“性善恶混”与“性三品”归为同一类型;(2)孟子谈“心”“性”“天”的统一性,不是从知识理性立论,而是从道德理性立论;(3)以“不落有无”解释孟子的“养气”与“践形”两者统一说,彰显出其解释的浓厚思辨哲学色彩;(4)将人的自发的学习能力定义为人的“习性”亦即“独性”,并将“独性”归根于“公性”。“公性”在宇宙形成之前即存在(逻辑在先),则“独性”归根于“公性”即意味着人天生具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方以智以人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与孟子侧重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存在明显的差别。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自然、至善和本真:《老子》人性论的三个向度

《老子》人性论思想可以从三个向度予以关照:“性自然论”从《老子》的“道”论出发,由“道性自然”而论断“人性自然”,呈现了《老子》人性论的理论背景;“性至善论”从《老子》的“德”论入手,由人类社会中价值理想的实现始源于至厚充足之人性的保存,来论断人性至善,凸显了人性的内涵特质;“性真论”从《老子》的“真”概念着眼,由人为之失和人文之伪来反衬人性之真,指明了复性工夫的修养路径。《老子》的这三种人性论诠释并不是互相矛盾、彼此割裂的。性自然论、性至善论、性真论三种观点的价值,在于各自关注到《老子》在人性思考上的不同向度,仅仅停留在某个向度中去理解《老子》人性论是片面的,是故务必将三者合辙并观,方能领会《老子》人性论的整全内涵。

荀子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含初探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不同于孔孟从人性善进路来探讨传统友善价值观的蕴含,荀子另辟蹊径从人性恶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儒家传统友善价值观的理解。他的性恶论思想让我们看到了非友善行为的人性根源所在,即人的“生而好利”;他对“人生不能无群”的强调,深刻揭示了友善型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的根本原因;他对“礼者,人道之极也”的探讨,也为我们描绘了友善型人际关系如何得到规范和固化的途径。重温荀子思想的友善价值观蕴含,有效拓宽了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视野。

论孟子言性之理路与性善论之证成及其内涵——“天下之言性也”章的两种立场及其对“自由”的归趋

要理解孟子的性善论,必须先明了孟子言性之理路。孟子言性之理路与康德很相近。康德言人性,其要点有三:一、人性不是经验物;二、欲望不是人性。在此两点的基础上,康德言人性的关键点在于:人性必须切就自由而言。康德言性之三要点在孟子那里都有所体现,且是我们理解孟子言性之理路的基本点。“天下之言性也”章,无论对“故”作“故实”“陈迹”解,还是对“故”作“所以然”解,都可以归趋切就于存心之自由而论人性上来。一旦切就自由而论人性,则人性必然是善的,且这种善不是伦理学的,而是宗教性的。

人性论视角下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路径选择

美好生活作为人所达到的幸福状态,必然是促进人性发展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选择了“社会人”路径,个体被淹没于“单位”和“集体”中,人的社会性被突显而自然属性被压抑,美好生活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选择了“经济人”路径,个体被突显出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多地是基于物质的富裕生活,人的自然属性得以复归;十八大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着更为多元的需要,并在党的领导下,努力探寻促进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更好结合的路径。

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中国古代哲学的“成人”之道

“成人”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取向,可分为五个环节:心性基础、主体力量、修养工夫、处世方略、理想人格。心性基础、理想人格分别处于起讫位置,主体力量、修养工夫、处世方略是功能依次展开的中间环节。道、儒两家的“君子”人格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广泛。由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谱系较多,“成人”之道可从道、儒、释三家哲学的共同点上来考察。今天,我们应立足于已体现为我们的时代精神的民族精神,去反思中国古代哲学的“成人”之道,从中汲取精神文明发展的中国古代哲学动力。

“人性”新探

人性问题的提出乃源自人“形而上”的思维倾向，人性是什么？人性如何？古今中外人们对此作了不同的定义和界说：中西人性论有着各自的路径、内容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当前则有“社会属性说”、“两性说”、“共同本性说”三种主要的人性论。总结中西人性探究的理论得失．可知合理之人性探究应遵循的若干基本规则或前提。而人性的新的理论界说可以为：追求生存优越。

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性恶论者。他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荀子肯定了性本恶之人在礼义法度等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不断弃恶从善、积善成德的可能性。他提出的以追求圣人和君子为人生境界的道德修养理论,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

本文以形而上学的视角 ,探讨了对人性的不同判断可能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人性恶”的理论前置与近代西方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 ,并且指出 ,我国的法治前景能否可瞻可欲 ,关键在于能否以历史为鉴 ,以先进为师 ,充分认识人性之恶 ,在制度安排 ,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孟子性善论中的性、情与理

孟子继承了七十子的性情论传统,但他的“情”已经是道德感情而非一般的自然感情,他的“心”也不是《性自命出》中的无定向的自然心灵而转变为本体性的道德本心。道德本心融情、理于一体,既存有且活动,其发用构成了儒家道德工夫。孟子的“理”是情理,其外在的呈现和节文就是“礼”,由此而形成了孟子合情理、统身心、贯天人的践形工夫。其中所蕴含的道德理性,明显不同于康德纯粹形式意义上的道德理性,康德的道德理性与质料无关,孟子的道德理性贯穿于践形工夫之中,且只有在工夫中才能彰显其意义。由此表明了先秦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在基本形态上的差异,彰显了儒家道德的特质。

美好生活的核心是劳动的幸福

在今天的中国,"美好生活"是一个影响日增的高频词汇,并成为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从而对"美好生活"及其核心的揭示便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理论任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的本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好生活的核心就在于劳动的幸福。然而,劳动幸福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需要相应的前提条件。具体而言,劳动幸福有赖于:劳动必须是目的,而不能仅仅是手段;劳动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是被迫和强制的;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而不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之间形成合作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劳动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