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变迁与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并演变的“先锋诗歌”,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内部之间的差异不一而足。当我们在今天来谈论“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时,不能不考虑当代中国20多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先锋”在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可能已经不再具有先锋的意义与价值,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对“先锋”的理解与张扬有一个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也许,真正有意义的话题是,诗歌如何赋予匮乏的时代以启示或意义。

玫瑰的微笑盛开在心灵的天堂——读谭仲池的长篇小说《曾经沧海》

谭仲池的长篇小说《曾经沧海》继承并张扬了一种明晰的诗史意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炽热的忧国忧民情感。而通过刻画入微、精雕细琢来创造雄浑阔大的意境,这正是谭仲池小说高人一等之处。在灵与肉、仕与隐的较量和抉择中,谭仲池彰显了一种本色回归的全新的政治文化理念,标志着他长篇小说创作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渊源

本文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入手,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性,并进一步阐述了作为中国政治家的知识分子在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使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中国化,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

《史记》地名借代的文化价值

《史记》的地名借代主要是大地名代指小地名,用国代所属的城名,用城名代指所管辖的山名、河流名、乡亭名。这一手法除对史传文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对诗词的文学创作影响十分显著。后世地名借代从单一的大地名代小地名,扩张为小地名也可代大地名,进而扩张为代人、代物、代事,且与人文典故相联系,从而丰富了诗词的内涵与意蕴,其艺术作用是多方面的,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文选》中“杂拟”类诗歌的文化成因及诗史意义

古人写诗作文偶尔会模拟前人名作,而古人对模拟之作的评价贬大于褒,今人的评价则较为辩证,但对于“杂拟”类诗歌何以在魏晋形成蔚为大观的创作风气关注不够,尚未将《文选》中“杂拟”类诗歌的个体价值与后世价值联系起来。通过对比《文选》中的杂拟诗与原作的个性、共性特征,发现“杂拟”类诗歌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一是具有发展旧题材、创造新题材的革新之功;二是在诗中注入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的创意之功;三是在句式、句法、结构上出奇制胜的创法之功。

图像如何“为史”——《无双谱》中图画再现与图饰评点

自晚明以来,书籍插图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维度上不断拓展潜能。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刻的历史人物图录《无双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刊刻者金古良兼具诗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受到“诗史”观念的启发,他提出“画亦可为史”。《无双谱》中的“画”包括“再现的图画”与“装饰的图案”两种,前者以其写实功能记录“史实”,后者以其象征意义传达“褒贬”。在这部书中,图像与诗歌互相策应、彼此激发,共同服务于“为史”的目的,并呈现出诗画关系的新模式。采用视觉与社会分析相结合的框架考察《无双谱》,更能剖析文学传统、视觉文化、政治环境等因素如何交织并渗透进一部书籍的打造中。《无双谱》与其他插图书籍一样,都是社会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的视觉产品,它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诞生,也建构着社会文化;它是观念驱动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