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在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笼统共识之下,深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或制约国家建构的机制与路径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国家文化结构理论表明,在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结构中,基于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天然联系,国家文化议程与国家政治议程纽结在一起,造成了国家建构中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路径锁定”。进入近代,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强迫性框架”之中,极大弱化了中国经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纽带,导致了从传统文化危机到国家认同危机的链式反映,动摇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其影响深广。通过梳理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之间的差异,阐述历史长周期内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与转型困境,深入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属性与形态特征,进而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以文化认同统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路径,从中西方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文化条件差异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内涵和根本特征,更加深入地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内涵,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论逻辑。

从乡土中国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迈向一种文化转型视角的差异性共在

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改变,可以基于一种内外关系的结构性改变而做一种细致的考察。这种改变有着其自身的内力和外部压力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内力的作用来自于作为原点参照的乡土中国长期模式的存在,在其背后有着一种文化理解意义上的根基于土地束缚的存在,但这种束缚却并非一种所谓超稳定结构的存在,而是有着其自身自我适应性的结构性调整,通过迫不得已离开土地的选择而实现生计依赖上的自我转变和适应。这里会真实面对一种乡土中国其自身所固有的封闭与开放的循环,并通过多元一体的动态模式实现其自身多样性和一体性之间的平衡。由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中国转变,要求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上从一种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中去构建追求一体性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便要求一种基于文化转型的策略性应对,这同时也将是文化、艺术以及遗产之类的存在向度重新回归于大众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转向。

文化“两创”研究评析——基于CNKI(2014-2023)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通过梳理自2014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要论述提出以来相关的近1600篇论文成果,发现学界已完成理论破题与原理阐释,“两创”的内涵和外延渐趋清晰,研究重心正逐步向现实路径探索与案例经验分析延伸。“两创”研究十年来形成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区域文化”与“乡村振兴”、“实践路径”与“创新发展”等关键词聚类;前期侧重围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中国梦、文化强国等主题,进入新时代后接轨了非遗数字化、文化IP、文创产业等新议题。当前,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两创”研究有望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乡村文化振兴、讲好中国故事并促进文明互鉴等重要领域生发新知,以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知识体系。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观念”变革:严复的探究与推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严复依托源于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和经验科学方法论,立足中西文化宏观比较,揭橥“力、智、德”并重、提升全体国民素质;倡导“西学格致”、变化士民“心习”;突破“中体西用”、实现中西汇通等应对思量,赋予“教育救国”理念深层蕴涵,彰显教育变迁的时代气息,助推中国教育近代化迈向“观念”变革的新阶段。尽管他的探究似有避重就轻之嫌,但瑕不掩瑜。其中,“三育”模式奠定的人的质量规格的近代化因子;注重科学方法训练与科学精神陶冶;不论新旧、不问中西,汲取精华冶为一炉等主张,对于当今教育改革仍有启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进脉络与特性研究:以四个核心概念为视角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发的重大标志性概念范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标识新时代的学术概念。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要涉及四个核心概念:“文化自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个结合”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分别作为立场、方法、原则、目标出场的四个核心概念的共时演进中完成了建构,朝着践行新的文化使命的方向延展,并展现出人民性、系统性、问题性的基本特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关键词。

文化坐标视角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的保护与转化--以湘西苗族为例

少数民族传统民居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当今对其进行保护与转化需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展开。以湘西苗族传统民居为例,可以运用符号学理论从语汇、语法、语境三个层面构建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符号识别体系,并结合时间与空间维度组成的文化坐标视角,遵循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真实性、可识别性、居民认同的保护原则,采用同形异质、位置重构、以象达境的更新方法,以期为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文化的有效转化提供新思路。

基于文化学视角的中日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的比较研究

从文化学视角,依据文化分类学原理,以文化区"内核—外缘"二重构造论为理论支撑,运用文化比较学的方法对中日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中日两国传统体育的现代转型开启于近代"西风东渐"的文化时空场域中,其文化类型、特质及内在调节机制是造成中日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殊异的影响因素,并且在时间、空间、主体性特征的三个维度上均出现"时间差"。在剖析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现代进程的同时,寻求其转型路径与策略上的有益启示。

论文化自觉视域中的教育与国民性养成

教育对国民性的养成应"扎根本土,放眼全球",基于以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建构为主要维度的文化自觉立场。为培养提高国民的国家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民族的自立与自强,我们应加强以历史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体内容的国家认同教育,并在对理性爱国精神、国民道德情操以及民族自强意识的培养中不断优化国民性,提高民族素质。

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现实困境与相关理论的探讨

由于少数民族社会的现代转型造成文化传统的失落与神话思维的崩解 ,其审美文化的原创性面临着破坏与消解的危险。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所面临的“保存与发展”的困境 ,应首先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应以民族文化活动为基点 ,以集中体现民族审美意识的民族艺术为中介 ,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广泛运用民族心理学、民族伦理学、民族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方法 ,建立艺术哲学的比较视野 ,以取得该学科领域的新突破 。

文化生态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

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诞生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教科书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使用的几种教科书是可考的“教科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教科书”在官方文牍中出现的时间稍晚一些。最早大约在1901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在“教科书”的意义上使用了“教科之书”的说法。1904年初的《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教科书”的编纂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定。教科书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任;教科书的编审制度与教育行政体制相关联,在近代逐渐走向成熟。教科书的发展折射了近代文化的转移。教科书展示了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转换历程。教科书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

文化趋同背景下建筑民族性的现代转型

在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同质化与多样性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自明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1920年以来建筑创作当中所呈现的民族性梳理为三个发展阶段,总体表现为建筑民族性逐步走出形式的表象困扰,转向建筑本体层面的回归,转向深层次建筑文化内涵的追求,以及向现代性逐步深化的过程。摆脱了或现代或传统的一元选择而走向全球化语境当中的多元转型。

苗族传统伦理文化特质略论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少数民族,其传统伦理文化的特质可以归结为利益调节上的群体性,规范戒律上的风俗性,正义追求上的同一性,善恶评价上的他律性。苗族的发展必然要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冯友兰《新事论》探究中西文化问题的思想价值

在《新事论》中,冯友兰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相结合。在他看来,现代化并不是西化或欧化;现代化也不只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类型转变,同时还要保留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这种思想超出了全盘西化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局限,为后人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文化转型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念,它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成效,进而还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给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障碍。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构建起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论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国学研究应该着重研究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要着重研究传统国学中所具有的那些恒久生命力和普遍的价值、那些蕴含了可以成为回应现时代问题及重建当代思想文化的丰富可贵的精神资源;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国学)现代化或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途径、方法问题,研究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路径等问题,使传统国学真正成为推进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丰厚"软实力",成为从传统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一个可以借鉴依凭的特有的民族性基础。

传统地域文化的现代变迁——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案例研究

文章以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为研究对象,考察传统地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变迁,探讨官方、民间在民间文化转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文章以为:一方面,国家权力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民众借用政府行为为民间信仰吸纳正统的文化符号,以达到国家权力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从而获取利润。

现代语境下布依族婚姻仪礼的变迁——一个布依族村寨的实例

布依族婚姻文化作为布依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变迁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从传统社会语境到现代语境的转换,消解了布依族传统婚姻文化的某些因子,却楔入了新的民俗事象,并最终导致了传统婚姻文化意蕴的变迁,这里主要以一个布依族村寨的实例阐明了这一点。新的民俗事象的大量涌现是民众应对社会文化变迁而进行的不断调适的结果,是民众转移和释放社会变迁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随着社会文化变迁的进一步加剧,民众将会不断地调适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从而创造出更多"新"的文化表达方式。

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重建,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对世界和自我的重新定义,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包含着时代认同和民族认同两个性质不同的认同重建。对民族精神的肯定,必然要求从文化的民族性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予以总体肯定。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有鲜明的时代性,也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扎根,就必须妥善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型,即由一种革命理论转向一种建设理论。在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就是要在人类普遍利益的指导下更好地实现民族和国家利益。

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与世界意义上的建构——兼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构建

在"现代性"的目标下,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转型是以批判和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当代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文化思想市场的建设滞后,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紧迫性凸显。在当代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中,应坚持传统与时代的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西方文明在基本完成现代化的历程后,重新寻求"世界意义"的新路径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文化智慧,这也是中华文化"世界意义上的建构"的时代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