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跨海域的中国知识流动——《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中的中国信息

《谟区查抄本》(以下简称“抄本”)中的中国信息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国海外的活动情况;二是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三是中国信息的直接记录,其中不乏相关图像。抄本中的中国信息真假皆存,但从实之处多于虚幻无实。抄本中中国信息的记录可能受到三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西班牙统治者要求收集新认知地域讯息指令,其次是中国在亚洲的巨大影响力,最后是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野心。抄本中多种多样的中国信息可能来源于不同渠道,体现了西属菲律宾作为信息汇集地的功能。抄本中的中国信息不只是单纯的记录,还有西方视角下的解读,因此,可将其视为16世纪末跨海域的中国知识流动。

中国台湾汀州客与闽西祖地客家文化交流:历程、特点与路向

客家文化是两岸客家人共有的精神家园,客家文化交流维系了两岸客家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纽带。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台湾汀州客与闽西祖地客家文化交流经历了正常交往期、潜隐间接期、稳定发展期和起伏多变期,展现了超越政治的强大冲击力和影响力,具有深厚的地缘、血缘、业缘基础,交流范围、领域与形式也不断拓展。新时代,中国台湾汀州客与闽西祖地客家文化交流应根据面临的新情况,挖掘客家文化蕴涵的价值,全面复兴客家文化;创新交流方式,活跃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打破传统单向交流模式,推进两岸客家文化融合发展;讲好客家文化故事,拓展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对象。

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的教育影响与当代价值

19世纪60—80年代,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系统研究和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其中“四书”“五经”译本在西方广为传播,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理雅各的文化教育活动,始于中国香港英华书院翻译儒家经典,终于牛津大学讲授中国经典;他在中国香港引进西式教育,输入西方近代化的理念;在英国传播中国文化,力图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态度。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本对中西方通识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具有通识教育的深厚传统,在新时代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中,我们需要以《中国经典》译本为媒介,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教育功能。

马上锦彩——从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看丝质马面帘在北朝时期的流行

“甲骑具装”是北朝时期在骑兵中流行的一种装备,其中人铠称为“甲骑”,马铠称为“具装”,马面帘就属于具装的一部分,用于保护战马的面部,为了避免铁甲损伤战马肌肤,甲片下还会配置较厚的纺织品衬垫。此后,随着这种装备的流行,甲骑具装发展出了仪卫功用,并出现了纯丝制品形式的马面帘。中国丝绸博物馆就收藏有这样一件北朝时期的对象对狮牵驼人物纹锦缘马面帘,通过对其织造工艺和图案风格的分析,可以看到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设计因素对中原传统经锦织物图案发展的影响。同时,文中也结合相关实物、文献和图像资料,探讨丝质马面帘的形制及其在北朝时期的流行背景。

早期英国汉学家对唐诗英译的贡献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发端并奠定了基础的,是一批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传教士汉学家中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文译介,便见于1815年由广州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马礼逊译著《汉语原文英译(附注)》(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with Notes)。艾约瑟(Joseph Edkins)作为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唐诗英译的贡献,在于他先后发表的两篇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论文。而在早期英国驻华外交官出生的汉学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者。其中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是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著作,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这些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唐诗英文译本,虽然作品选择多非名篇,且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甚至有不少误读误解,但他们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对唐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上推进了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进程,使英语世界的文化探求者,可以借此约莫遥望到东方诗国的顶峰。

新文化生产方式:近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生范式

近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生范式需在完整的文化生产方式叙事框架中加以理解。晚清的被迫对外开放使近代文化生产得以吸收西方现代性要素,从而展现出文化生产主体多元化、职业化,文化生产技术机械化,文化生产组织近代化以及文化生产机制制度化的特点。但这些与传统背离的特点并不意味着对西方近代文化生产方式的简单复制,中国文人阶层的"明道救世"传统和文化生产方式转型中的政治推动决定了近代文化产业的"中国特色"。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新文化生产方式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产业发生范式的本质描述。

关于中国外销瓷器绘画的西化在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作用

中国出口艺术的西化,特别是外销瓷的西化,是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重要课题。由于中国瓷绘装饰画家在西洋画技术上的造诣和宫廷御窑珐琅彩绘在景德镇烧制成功,甚而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西化之赞助人的速增,形成西方绘画随经济交流持续东渐中国,中国西画(瓷器上的)返销西方的互动现象———即中西美术文化的交流又大大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西来孔子”——艾儒略中文著述与传教工作考述

艾儒略是第二代耶稣会最为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他侧重在中国民间传教,特别是福建地区的天主教传播工作,赢得了"福建宗徒"的号称;他在中国传教数十年,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亦获得巨大成就,被誉为"西来孔子"的美誉;编有汉文著作24种,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他成为了继利玛窦之后,汉语水平最高的来华传教士。

中西方课堂文化对比研究

语言教学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课堂文化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对比和分析了中西方在英语教学中的课堂文化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力图加深中国师生对中西方课堂文化的认识,推动中西方文化教育领域的深入发展。

民族文化身份嬗变与古代典籍核心词汇翻译--以《论语》中的“仁”为例

近几个世纪以来,古代典籍核心词汇翻译不当致使中国文化在西方经受了不同程度的误读,导致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失语及文化身份嬗变。本文以《论语》的核心词"仁"的翻译为例,分析了"仁"的翻译不当导致了儒家核心思想及孔子形象在西方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及误读,在此基础上指出应以异化翻译策略为指导,结合使用音译法和综合性注释法来翻译古代典籍核心词汇,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建立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误读。

晚清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评说

晚清时期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十分关注中国科举制度,并发表了不少介绍、评论科举制度的言论。本文围绕美国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弊端及其改革建议等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换一个视角,借西人的眼光,多方位认识科举制度的利弊。

大佛像源流刍议

大佛像主要见于龟兹、巴米扬和云冈等石窟中,一般认为这类石窟首创于龟兹地区。通过对地面佛寺的考察,本文认为,大佛像首先出现于公元4世纪的犍陀罗地面佛寺中。龟兹地区的大像窟,是将犍陀罗大佛像和回字形佛寺这两种因素融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新疆米兰地区亦发现有犍陀罗风格的大佛像,这证明了地面佛寺中的大佛像也传播到了西域地区。

西方自然体育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影响

西方自然体育从产生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其丰富的内涵及表现形式从传入我国开始就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从历史角度阐述了没有自然体育 ,就没有我国学校体育的今天 ;没有对自然体育的实质批判和变革 ,就没有我国学校体育迈向现代体育科学化的产生。

晚清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晚清时期,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传教士栈山航海来到中国传教,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思想互争雄长。为了顺利传教,传教士推行文化改造路线:首先对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伦理观异同进行比较与会通,力求基督教教义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其次进行"学术传教",通过翻译、编著中文期刊和书籍等介绍西学,同时向欧美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经典;最后通过推行"以学辅教"策略兴办教会学校,意图通过教育手段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播。传教士的活动造就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性,既融入了殖民主义的宗教文化,又渗透了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进作用。

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英美文化教学模式探索

英美文化是高职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重在促进学生对英美国家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培养跨文化意识。传统英美文化课程教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语言形式轻文化因素等问题,不利于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发展。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教学,要将文化对比与教学模式创新相结合,增强英、美文化教学的系统性,着力于增强学生学习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实现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从中国历史角度来看,史家常以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之逼迫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开始。实际上,若从文化观念层面来看的话,其潜移默化的文化濡染迟至明末即已开始,启其端绪者即为明末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传教士们在宣扬基督教义的本职工作而外,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其在中国活动的试金石,而尤以天文地理知识为重点,掀起一次次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高潮。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政治观念上也由"朝代国家"到"民族国家"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乃至其后的现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观念层次的变革基础。

从中西文化交流视野看罗明坚“葡汉辞典”中概念的诠释翻译

第一位获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罗明坚编撰完成了一本'葡汉辞典'。作为第一本中西文辞典,此文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明清中西文化首次相遇之际,这本'辞典'不仅是一本工具书,还反映了传教士如何理解中华文化和如何尝试建立双方对话基础等问题。文章在对'辞典'编撰者等存疑问题考证的同时,通过考察'辞典'选词倾向、编撰结构和核心概念的翻译操作,进一步分析罗明坚在用汉语表述哲学、宗教词汇的译介方式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点等内容。

清代满语文对中华民族文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清代满语文对中华民族文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从满语文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来看:满语文是满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入关前满文主要是满文化的载体不同,满文承载更多的是汉文化;满族及其先世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从清代满语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来看:在清顺康年间,西方传教士就非常热衷学习满语文,南怀仁、白晋、郎格斯、钱德明、克拉普罗特等人是其主要代表;满文图书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历史上帮助了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用。

一方新发现的西域佛教石窟壁画

四川大学博物馆新近入藏的石窟壁画残块,从其来源、特征等因素分析,系出自古代龟兹地区,并与早期西方列强在西域的探险活动有关;是20世纪初期日本"大谷探险队"在中亚和新疆一带进行"考察探险"时收集到的,流传至日本多年。其回归为中国西南与西域的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