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视域下当代中国婚育观念及新型婚育文化构建

婚育观念对婚育行为的塑造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面对我国人口规模和结构显著变化带来的持续性挑战,构建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新型婚育文化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育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形塑了婚育年龄逐步推迟、离婚和同居现象增多、生育意愿和行为普遍降低、家庭关系结构多元发展等主要人口特征。究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大转型,全民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促使婚育观念发生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使家庭经济和赡养功能不断弱化,社会流动成本挤占婚育行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侵蚀婚育价值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对此,构建新时代婚育文化应进一步完善婚育政策支持体系以增强婚育行为的积极效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强调婚育责任和家国价值同构,增强性别平等意识,重视家庭建设,大力弘扬家文化优良传统,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主流意识和社会规范力量,实现适度的婚育水平,最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畏婚恐育”问题的生成与治理研究

人口问题关系民族长远发展,社会稳定亦需人力资源保有健康状态。当前,我国适龄人口结婚意愿持续降低,“畏婚”问题明显,长期的低生育引致人口负增长,“恐育”问题潜在。“畏婚恐育”是外部政策环境约束与内在主体婚育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易使适龄人口在婚育选择时陷入伦理困境,同时也可能引致社会风险。可以从政策上贯彻落实三孩生育政策、持续完善婚姻配套支持,法制上继续跟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文化上从个体、家庭、社会层面着手多方位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通过政策赋能、法制跟进和文化引导消除适龄人口对婚育的恐惧,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

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群体遗传学研究(续)

本次调查采印了645名鄂温克族和424名鄂伦春族中、小学生和部分牧民、猎民的指纹和掌纹。观察了各型指纹出现率、指纹总嵴数、atd角和掌褶纹等指标。 1.各型指纹出现率 弓(A)、尺侧箕(L^u)、桡侧箕(L^r)和斗(W)的出现频率见表11。额左旗和陈旗鄂温克人中斗多于箕,与汉族相似。有些指纹型在某个手指上较为多见。

军队医院护理人员职业倦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军队医院护理人员职业倦怠状况与其性别、婚姻和文化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2010年12月,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及职业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对某部示范医院471名护理人员的职业倦怠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与性别、婚姻和文化程度的相关性。结果从检出率方面分析,低成就感的检出率最高(7.59%),其次是情感耗竭(5.73%)、人格解体(3.82%);从总体得分来看,职业倦怠3个维度的均分都未超过临界分值。人格解体维度与性别及婚姻状况、低成就感维度与婚姻状况及文化程度均呈显著相关(P<0.01)。结论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是护理人员发生职业倦怠的高敏因素,护理管理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护理人力配置,建立完善的支持系统,以降低护理人员的职业倦怠感;同时,护理人员应培养自身良好的应对方式,维护身心健康,以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

由“闪婚”看父权的延续——基于赣西北S村的实地调研

通过对赣西北S村闪婚现象的实地调研发现,由村庄父权文化基础、铝合金经济所形塑出的"再地域化"组织网络、父辈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仍存在于当今乡村社会生活中。父权的延续,既是宗族社会父权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维持自身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青年农民工在市场竞争和生存逻辑驱使下寻求代际支持、发展事业的需要。只要子代不具备自主生活的能力,父权就可以与社会流动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编织出一张无主体的权力之网,推动S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发生并再生产出村庄秩序。

文化程度对人口婚姻状况的影响及数学模型分析

阐述不同文化程度的婚龄人口婚姻状况及特点 。

日本少子化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少子化是发达国家共有的社会现象,因少子化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已经提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分析日本少子化的现状及成因,可以为我国少子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