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再生性保护与价值释放——基于中医药古籍的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统计河南省各类图书馆、文博单位等中医药古籍资源存藏、保护、整理和利用情况,分析河南省中医药古籍资源馆藏开发整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领导与统筹”“深入挖掘整理河南省中医药古籍资源”“确定重点保护对象,推进中医药古籍多层级保护”“加大中医药古籍保护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加强中医药古籍艺术与文化价值的发掘与传播”等推动河南省中医药发展的举措。

面向数字人文的中国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地域分异的影响因素

历史上的私家藏书活动并非孤立、单一现象,既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又影响着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文章通过建立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数据库,在文化史、社会史等多重视角下,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SPSS相关性分析,量化和可视化地揭示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总体上不平衡的空间聚集型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分布模式、构成形态的基础性因素,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是影响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地域分异的活跃因素和关键因素;其中,历史时期文学家数量、进士数量、书坊数量、粮食总产量从大到小依次与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的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河流水系、高程地貌则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藏书世家--祁承[火業]及其澹生堂考究

本文对明末绍兴祁氏藏书世家和以祁承(火業)为代表的藏书活动、藏书楼、藏书理论等进行了考述和探究;主要概述了祁承(火業)其人、其楼、其著述;阐述了其读书、抄书、聚书、鉴书之活动行迹,并对藏书文化的底蕴精髓和文化传承的历史贡献作了述略。

李盛铎藏书研究的历程与面向

李盛铎木犀轩藏书在近代藏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地位突出,其在20世纪40年代整体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极大地扩充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数量,是中国藏书文化历史性变革时期的重要事件。近百年间,学界对这批藏书的研究与利用逐渐走向深入,相关成果集中于版本目录学和文献文化史两个领域,主要包括编制书目、整理题跋、影印珍籍、辩证版本、分析源流等多个方面。随着李盛铎档案、书札和近代其他藏书家日记、题跋不断被揭示,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可在撰写提要、整理信札、汇编传记、影印丛刊诸方面继续探索,力争系统总结版本目录学成绩,研讨近世藏书思想变迁,树立高校古籍收藏与研究范式。

近三十年来(1995—2023)以“藏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综述

自1995年9月8日,在北京市中国书店举办“中国当代藏书活动研讨会”以来,以“藏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已经持续开展了近三十年,在这期间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化,推动着中国藏书文化的学术研究进程。文章主要借助文献调研法和数据统计法,梳理了1995—2023年该领域专题研讨会的情况。通过分析研讨会的内容、形式以及参与群体的构成,归纳其特点和发展规律。最终以“述往事,思来者”的思维,提出藏书文化研究应重视史料的发现和解读,借助书籍文化史和数字人文的方法,构建立体鲜活的中国图书文化史,以便拓宽研究视阈和丰富呈现方式。

安庆藏书文化的演进轨迹与时空特征

安庆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板块,其传统藏书文化受到江南文化的长期滋养,先后经历了先秦至宋元孕育发展期、明清鼎盛期、近代转型期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安庆藏书文化的发展既有其普遍性特征,同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也表现出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一方面,其藏书文化发展轨迹与地域文化勃兴呈现出时间曲线上的高度同步性;另一方面,安庆作为安徽区域政治中心与文教中心,形塑了明清以来的皖省藏书文化版图。

传承中国藏书文化,推进图书馆史志编纂——“海源阁藏书暨中国历代图书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目的/意义]2023年7月7日至9日,“海源阁藏书暨中国历代图书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聊城举办,深化和推动了以藏书和图书馆史为主题的学术研究进程。[方法/过程]本文将对与会专家和学者在海源阁藏书文化研究、中国图书文化综合研究、图书馆史志编纂问题、近现代图书馆史研究、图书馆人物研究等方面的研讨内容和学术成果进行评述。[结果/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从新文化史和国际视野的角度,强调史料的整理和研读在中国图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古籍数字藏品——新时代古籍活化的路径探索

数字藏品是一种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文章在归纳、总结数字藏品的概念、特点、核心价值以及作为数字藏品的古籍数字文创具有的开发优势的基础上,从把握数字藏品的属性、创新开发形式、明确实施思路等角度提出古籍数字藏品的开发策略,最后指出在古籍数字藏品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由此探讨作为数字藏品的古籍数字文创在新时代古籍活化上的路径探索。

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之集体记忆建构研究

2017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相继颁布诸多关于打造精品文化类节目的通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央视推出了一系列“现象级”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典籍里的中国》以赋予典籍生之气息、文本选择追根溯源、彰显传统精神内涵为基础,以仪式建构、符号建构、平台互动为路径建构集体记忆,这是其赢得收视率的重要原因。整体来看,《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故事化的视听表达与古今对话的创新形式,完成了现实空间的演绎与历史空间的当代迁移,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论《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与藏书家》的社会文化价值

《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与藏书家》是一部集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于一体的专著,也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佳作。该书梳理了24个藏书家(家族)的藏书活动,通过缕述藏书家与天津的渊源揭示“天津藏书家”的内涵,以藏书楼的古今对比反映天津建筑文化的变迁,又通过藏书事迹表现了藏书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化私为公的理念,以藏书家在经济、教育、慈善等领域的活动展现了近现代天津开风气之先的一面,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有助于促进藏书文化与天津城市文化的传播。

“题书纪事诗”及书文化现象研究

黄丕烈在藏书题跋中提及的“题书纪事诗”,是指以藏书为吟咏对象并题写其上而成的诗作。本文通过考证分析“题书纪事诗”一词的来源、题诗的体例与机缘,可丰富黄丕烈藏书题跋的研究,区别其与“藏书纪事诗”两个易淆概念内涵。通过查阅整理出版的藏书题跋专集,搜集统计题诗数量并分析诗作形式和内容特点,发现这类诗作可称之为广义上的“题书纪事诗”,有助于拓展中国书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试论江南名门望族的书香文化——以常熟翁氏家族为例

常熟翁氏是清末江南颇具影响的名门望族。翁家自清末“耕读起家”后,族人秉承“诗书传家”的家训,虽经时代变换,但总能成功转型,成为江南名门望族流变的典型案例。此文即以翁家的重心人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为切入点,通过检索和探究他们在读书、购书、藏书和著书及勉励后辈读书等方面的理念和行为,以及这些“理念、行为”对后辈的影响,以此来揭示翁家“诗书传家”的内容、方法和经验,及由此而形成的翁氏家族“书香文化”特征,集书和读书是翁家修身、齐家的主要载体和途径,其既有江南望族文化的共性,又有特性,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

我国早期图书馆章程对近代书院藏书制度之继承与发扬

通过对我国近代图书馆所颁布的九部章程的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彻底转型为西方式的现代图书馆之前,有一段向近代书院藏书制度学习的短暂却非常重要的时期。深入剖析这些章程中的条款,可以肯定其与近代书院藏书制度存在明显的继承与发扬关系,厘清这种关系,可以更客观地还原我国近代图书馆诞生、发展的历史场景,有助于当今公共图书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图书馆+书院"的研究及实践提供历史理论来源。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活动文化特质初探

中国古代的私家藏书活动源远流长 ,具有五大基本文化特质 :独特的文化景观 ;由藏书阶层性体现出来的极高的文化品位 ;藏书多样性背后的“仁人爱物”精神 ;作为藏书家个人性情与志趣表征的“藏书精神” ;与公家藏书互为补益的多元文化价值。

教育文化视域下的汉地书院与藏区寺院藏书

由于汉地书院与藏区寺院都是中国古代区域教育的主要场所,因而其藏书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相似的教育文化功能、相似的客观条件和社会背景、相似的藏书来源、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将其放置到教育文化视域中进行比较,可以拓展汉藏文献研究思维空间,整合汉藏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加深对汉藏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了解。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入手。这四方面的研究切入点各有限制与特点,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合理使用这些信息,了解它们的局限性,以免导致不符合历史状况的结论。从少量的书籍价格资料和书籍刻印记录,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明后期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中、下档次的新出的单册刊本价格大抵不会超过一两银子。在由一钱到一两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读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两以下的书籍无论是富商官宦还是贫穷的士人抑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书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教育的普及而不断扩大,同时刊本也流通全国。

中国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驱动因素、实践过程、成果价值

从藏书文化变迁的视角审视1980年代至今,我国现当代作家将个人藏书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这一群体行为,可以发现书厄之殇是外在动因,理念转变则是内在动因。文章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典藏的征集过程、典藏数量、入藏时间等,并着重从阅读痕迹、版本学等角度揭示了其典藏特征与价值,认为藏书多珍本、藏书有“痕迹”、藏书有“深意”是其典型特征与独特价值所在。

论《挟书律》

秦代颁布的《挟书律》,是中国藏书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在中国典籍文化史上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中国文化史上少有论及,但是它对中国典籍文化的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对《挟书律》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藏书文化的渊源和丰富藏书文化的研究内容。

特藏建设:新思路、新方法、新实践——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

在特藏建设中,除图书馆界熟知的珍本特藏外,本文提出了学术特藏、文化特藏两个新的概念,并对三类特藏的内涵和建设方式进行了探讨。同时,本文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展现了三类特藏的建设过程和成果。

中国古代南北藏书家的交流及其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多数藏书家都有在异地购书、抄书的经历。以中原、北京为主的北方和以江浙为主的南方是古代藏书家的集中之地,南北藏书家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是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内容。讨论南北藏书家交流的历史、参与交流的藏书家身份和交流的方式,揭示南北藏书家的交流在促进南北之间的文献传播和文化交流、有利于图书的保存等方面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