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具有浓厚历史印迹的国际性犯罪。在我国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以及人口流动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依然不容小觑。虽然我国持续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策主要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轴心展开,缺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社会治理要素整合。应当运用整合性治理思维,从社会现状与政府管理的利益平衡、政府管理机制、犯罪产业链以及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等方面构建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治理体系,从而有效遏制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刑罚研究

长期以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主要是由于刑罚惩治力度不足、侵犯的法益多元和传统观念对收买犯罪的影响等。针对当前法定刑的争议,目前有维持论、买卖同罚论和有限提高论三种不同的观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问题最合理的解决方式为适当提高该罪的法定刑,同时采取健全保障机制、加强价值观教育等措施,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减少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发生率。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追诉时效困境及其破解

在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观念偏差、对刑法规范的误读、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立法漏洞、该类案件自身特点等因素共同导致面临追诉时效困境。应加强法治宣传与纠偏,通过严格司法减少积案;收买者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后卖给自己的,既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与拐卖者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应数罪并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是对亲情关系的破坏,是对亲属合法权益的侵害,被收买者的亲属亦是被害人;行为人实施收买行为后,又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的,前罪追诉期限应该从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终了后开始重新计算;在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延续期内,收买行为的追诉时效当然不结束;基于社会稳定、子女抚养、个人意愿等因素,在“打拐”过程中应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变化。

社会网络分析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研究中的应用——以两起典型案件为例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典型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组织网络,并从微观节点、中观凝聚子群、宏观网络整体方面分析犯罪组织结构。研究发现,组织中存在拐卖人、被害人、收买人核心程度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密度较低但成员间信息传递的连通度高,存在对组织中信息交流和目标实现有显著影响的核心成员,整体呈现“星型结构”的特征。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

刑法第240条第2款不是关于实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关于共犯行为的注意性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该罪的法益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生命、身体的安全及人格尊严;该罪以卖出即对被拐卖人支配的转移为既遂;该罪是即成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通过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统计均表明,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期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21世纪,犯罪数量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特别是遏制新增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徐州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关注,但是此案发生于十余年前,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现在遏制新增犯罪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由于刑法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即使现在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也不能适用于存量较大的旧案。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在严格依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全方位推动反对拐卖人口工作的基础上,着重通过严格司法大幅度减少旧案的存量,通过完善立法和严格司法坚决遏制新案的增量,引起全社会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关注和警惕,形成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全方位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接送、中转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帮助行为,因此一般应作为从犯处理,但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依法作为主犯处理。基于收买目的而教唆、帮助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的,依据牵连犯原理,从一重罪处罚;在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过程中犯意转化自行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依照吸收犯原理处罚。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依照共犯原理作为帮助犯处理。特定行业从业人员与买卖者共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应视情况作为一罪处理或是数罪并罚。

论侦办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媒体的介入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化趋势明显,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类型由单一犯罪演变为多种犯罪。媒体往往介入侦查活动。媒体报道的自由性与公安机关侦查的秘密性相互碰撞,利弊并存:既有监督侦查、提供线索、预防犯罪、协助寻人的优势,又有隐私暴露、侦查权泛化、侦查信息泄露、媒体人的安全隐患等弊端。公安机关应当借鉴域外打拐经验,健全法规制度体系,优化打拐资源配置模式,严格审查公布信息,建立跨区域协同打拐机制,从而实现侦查与媒体良好合作,以期有效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法定刑反思

究竟应否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当前学界有“维持现状论”“拐买同刑论”和“取消罪名论”三种观点,但三者均有待商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基本法定刑上限有必要提高到7年有期徒刑,具体理由包括三点:一是刑法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升;二是在配置法定刑时不能不考虑罪行的反道德性;三是与侵犯相类似的人格权犯罪相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明显偏轻。在提升法定刑之外,为更好地治理该类犯罪,还应扩大对该罪共犯的认定范围并增加相关情节加重条款;对相关临近罪名的规定予以完善、调整;在司法上,应通过解释的方法解决该罪的追诉时效问题;放宽被收买人在被收买期间正当防卫的适用;对该类犯罪一律指定异地法院审判。

拐卖妇女、儿童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直接侵犯了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间接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条文虽然对什么是"拐卖"行为予以详细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地认定本罪仍有很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论者将从处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出发,探究包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是否以违背被害人意志为前提"等八个典型问题,重点剖析拐卖妇女儿童罪与相近罪名或相似行为的区别,以统一和完善司法认定的标准。

浅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鲜有论及 ,然而 ,无论是条文表述还是相关法律适用 ,都有进行探讨的必要性。笔者在本文中对刑法第 2 41条第二、三、四、六款的理解和适用结合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透视 ,对为了收买 ,教唆或者参与他人拐卖妇女、儿童行为 ,然后又实行了收买行为的定性及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网络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及其侦查对策

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中国逐步向着高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至今已形成“网络化”的新形态。其犯罪团伙内部的组织结构极其复杂,各联系人的关系千头万绪,很难整体上把握其规律特点,打击“网络化”的拐卖犯罪需要侦查实战部门采取“网络化”的侦查方式。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行为人产生出卖目的的时间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转化犯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刑法对本罪除罪事由的规定具有合理性,同时,基于收买对象是妇女还是儿童的差异,对本罪除罪事由也应作不同理解。被害人承诺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免除收买人的刑事责任。在罪数形态上,收买者同时实施了教唆、帮助拐卖行为的,构成牵连犯,应从一重处断;在构成本罪转化犯的情况下,行为人又实施了非法拘禁、虐待、强奸等行为的,不能实行数罪并罚,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一罪论处。

论网上反拐卖妇女儿童

网上反拐卖妇女儿童是一项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综合治理对策,它意味着工作方式的转变、工作内容的延伸、工作成效的强化、工作机制的完善和工作方法的发展。因此,网上"反拐"具有传统方式的"打拐"或"反拐"所不具备的优势,即减弱了侦查打击工作的零散性,提升了"反拐"工作的规范性,降低了侦查打击的能耗性,提高了"反拐"工作的效能性,淡化了侦查打击工作的孤立性,强化了"反拐"工作的整体性。网上"反拐"的主要侦查措施是网上侦查,具体包括网上信息查询、网上追逃、视频侦查、互联网的网上侦查等。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走向:维持论、买卖同罚论抑或有限提高论

我国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立法存在“重卖轻买”的现象。理论上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存在维持论、买卖同罚论以及有限提高论三种观点。维持论忽略了收买行为的附带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规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而非后续重罪。买卖同罚论忽略了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在主观恶性、客观危害上的差异。拐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收买行为,不应对二者予以同罚。根据罪刑均衡原则,出于惩罚犯罪的正义性、预防犯罪的合理性的需要,应当有限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本罪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侮辱罪、诽谤罪,对其法定刑的配置应当高于侮辱、诽谤罪。在法定刑提高幅度的判断上,出于追诉需要,结合国内外立法,可以考虑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提升至7年有期徒刑。

论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机制

历经数次专项行动,我国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形势有所缓和,但在一些地区,犯罪问题非但没有得到遏制,犯罪的恶性程度仍在进一步升级。由于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是一个全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打击人口贩运活动中,业已形成了国际、区域、国内三个层面的犯罪治理机制,构建起以惩罚、预防和保护为核心的犯罪治理体系。通过对长期“反拐”工作的反思与总结,我国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于一体的犯罪治理长效机制。但当前我国的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机制仍然存在立法与量刑的不协调、惩罚与治理的不平衡以及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为了完善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多元治理机制,应从源头治理、科技打拐、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升“反拐”的“法治化、协同化、科技化、社会化”水平。

浅议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妇女、儿童被拐卖的情形日益复杂,问题愈发尖锐。前段时间引爆微信、微博等社交新媒体的主题为"不论是拐卖还是收买儿童的人一律应该判死刑"的讨论更是表现出社会大众对该类事件的极大关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从传统上只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罪转变为关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2015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加重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意在通过严格法律规制,打击拐卖人口犯罪。

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已将“反对拐卖人口行动”纳入国家计划,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对策相应调整并在实践中持续推进、治理成效显著。但是从实际运行情况看,相关刑事对策仍有改进提升的空间:一是犯罪对象不应当限于“妇女儿童”,可考虑恢复“拐卖人口罪”,以全面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二是应当建立动态犯罪监测和快速响应机制,对“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的布控措施适时调整;三是建立协同高效、齐抓共管的预防机制,以公安机关职能部门为主体建立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反拐机制;四是完善解救和求助机制,增强对被拐卖者的解救能力、加大救济力度,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提升,保障正常社会秩序,保护被害者身心健康及家庭关系和谐完美。

收买与拐卖“异罪同罚”立场之反思

在买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趋缓、被拐儿童低龄化、收买非伤害性显著的背景下,“异罪同罚”面临着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忽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治风险,无论基于责任刑抑或是预防刑均无法自圆其说。职是之故,应当坚守“买卖异罚”的刑罚立场,转向从刑法教义学层面纾解买卖妇女儿童罪刑的公众质疑。买卖妇女儿童犯罪保护法益的特殊性、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差异性是现行法对“买”“卖”行为分别采用双轨评价和单轨加重评级模式的现实基础。此外,应通过建立数据互联共享机制、完善打拐DNA数据库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等路径进行综合整治。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完善研究

从我国现有的立法中不难看出,相比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明显呈现轻缓化态势。司法机关在有罪判决中大量适用了有关缓刑与免于处罚的规定,这表明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轻买重卖”的现象,使得收买行为依然猖獗,无法实现有效打击收买犯罪的目标。基于此,根据罪行均衡原则,出于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需要,应当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并且有必要从刑法教义学和人权保护的角度,释明有限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正当性,以及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最高刑提升至7年有期徒刑和增加相应财产刑的必要性,并在此刑罚配置的基础上提出以严格司法保障刑罚的建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