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案件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

对电子数据及其衍生证据的审查,是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中应用刑事诉讼程序最为核心的内容。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网络犯罪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审查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运用刑事诉讼的一系列规定确保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囿于当前侦查取证的技术水平和电子数据的特殊性,司法机关对电子数据的审查会在符合刑事诉讼原则的基础上,形成“实践操作标准”以满足案件办理的需要。通过对“实践操作标准”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其合理性和需要改进的问题,有利于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水平,提高网络犯罪案件质量。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立场与核心问题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的出台及经联合国特设委员会投票通过,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懈努力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贯彻打击网络犯罪的基本立场:扩大公约草案所主张的定罪范围和适用犯罪,并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抵制或限制以“数据控制者模式”为特征的单边取证模式的适用,积极推广我国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探讨基于数据主权的跨境调取电子数据解决方案。

论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新发展——兼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为代表的法律文件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上述法律规范性文件在厘定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基本概念、细化取证程序规则基础上,初步构建起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体系。上述法律规范并未明确取证行为与侦查行为、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境外取证与境内取证之间的关系,难以有效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未来立法有必要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纳入侦查行为范畴,并以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区分为标准构建二元化的搜查、扣押取证规则。同时,在尊重电子数据技术性特征的基础上,突出取证主体的专业技能,明确取证范围,细化取证程序,协调境外与境内电子数据取证关系,进一步完善刑事电子数据取证体系。

论行政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限度

新《行政复议法》第45条规定复议机关有权调查取证,但是未明确可以调查收集哪些证据。依据《行诉法解释》第22条第1款和第135条第3款,复议机关可以为原行政行为补充调查取证,并据此作出维持复议决定。复议机关补充调查取证的实质是,把原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修复为符合法律规定,面临一系列难以化解的合法性质疑。“行政一体化”理论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理论主张复议机关全面调查取证,但前者颠覆了行政复议的性质,错误地把行政复议作为后续行政程序,后者仅以“未再启动新的法律程序”目的为基点,忽视行政复议的监督与救济功能。在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的视野下,即使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也应当限于程序性事项、核实当事人证据三性、证明原行政行为违法或申请人实体诉求成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大数据时代,涉众型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人信息大规模侵权问题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路径.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领域相关制度规范过于原则,对适用条件、法律责任等尚无明确规定,难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存在损害要件难以界定、法律责任不够明确、调查取证缺乏刚性等难点.应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明确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并且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协作机制,探索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震慑功能预防相关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取证存在的不足及其解决路径——以“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为切入点

有效地开展取证活动是成功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关键。但是,由于一些侦查人员取证意识、取证能力以及取证协作三个方面仍存不足,导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查取证效益还不高,影响了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对此,应以“四专两合力”(专题研究、专门队伍、专案攻坚、专门技术、内部合力、外部合力)的思路来予以解决。具体如下: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取证专题研究;组建取证专门队伍,全面提高取证能力;构建分层级的专案攻坚体系;更新取证技战法,丰富取证专业技术;依托反诈中心,抓好取证内部合力;构建协同取证机制,促成取证外部合力等。通过这些针对性路径来推进取证活动,从而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有力支撑。

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

论监检衔接下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

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从监察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的转化过程中,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和审查上存在衔接不顺畅之处。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跨越初步核实和调查阶段,包括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三类案件。因不同阶段、不同案件对证据的取证措施、取证标准等存在差别,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不应直接按照《监察法》第33条的规定认定其具备刑事证据资格,而应当区分阶段、案件类型进行准确认定,限制部分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刑事诉讼准入资格;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使监察证据审查具备中立性,保证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证据质量;同时构建检察机关对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确认式审查模式,明确被调查人言词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中的使用方法。从而使监检之间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上能够顺畅衔接。

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法治化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之中,这是数字经济和信息网络社会飞速发展背景下对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此次刑诉法再修改内容之一将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法治化、体系化,这既是信息网络时代有效打击治理犯罪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中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的法治化和系统化,需要以数据权利保障、数据分类分级、数据生命周期为其理论基点。需要回应电子数据侦查取证中的权利保障需求,对现有搜查扣押等传统侦查措施予以改进与完善;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网络远程勘验、电子数据冻结等新兴侦查措施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之中;增设数据保存令、数据自动化比对等新兴侦查取证措施;针对电子数据所承载基本权利的差异而设置不同类型侦查取证措施;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而实现对侦查机关电子数据违法取证的程序性制裁。

数字侦查时代的取证问题研究

运用新型信息技术推动侦查数字化转型是取证手段的发展趋势,数字侦查取证已成为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重要取证方式。然而当下在面对新型犯罪时,传统取证模式存在证据数量不足、证据质量参差不齐等突出问题。应及时转变传统取证模式,让整合化取证取代碎片化取证、超前性取证代替滞后性取证、智慧型取证优化人工取证。同时,还需通过完善具体取证规定、构建数据保障路径等手段来规范侦查人员取证行为以便于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侦查机关要顺应国家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数字化侦查取证,通过数字取证推动侦查机关取证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论虚假商事仲裁的检察监督

在经济生活中,商事仲裁是极为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下,检察机关强化对虚假商事仲裁的民事法律监督逐渐提上日程。当前,在商事仲裁制度和机构具有局限性、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缺乏主动性、案外人和当事人欠缺合理的权利救济渠道等情形下,检察机关成为实施虚假商事仲裁法律监督的合适主体,但是也面临案件线索少、调查核实难、限于执行阶段等困境。检察机关应通过强化线索收集和移送机制、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适度扩大虚假仲裁监督范围、加强多部门协作配合、灵活制发检察建议等积极措施,不断提升虚假商事仲裁检察监督质效。

新型网络犯罪案件电子证据收集与审查规则研究

当前新型网络犯罪日趋增多,而电子证据在打击网络犯罪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型网络犯罪案件中电子证据在收集与审查两方面均存在一些难点,例如甄别困难、提取困难、保全困难以及真实性判断问题、合法性审查问题、人身同一认定问题等。因此,应当从取证程序、取证能力、资源整合等方面完善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从拓展真实性、考察完整性、虚实结合认定人身同一等方面完善电子证据的审查规则。

基于VR技术的公安院校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设计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毒品犯罪样式的演化,我国毒品犯罪侦查取证工作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而公安院校作为公安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传统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存在着教学场地局限化、教学过程偏重理论、实训不足、教学缺乏规范化反馈机制与教学训练对抗性不足的缺点。VR技术是近年新兴的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仿真沉浸性、交互自主性与超越现实性特点,基于VR技术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在构建真实训练环境、开放互动的实战演练场景与立体多维的评估反馈机制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这一教学体系可通过法律法规教学模块、业务实战训练模块与个体反馈模块等对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开展针对性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在相关业务方面的综合素质。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相关对策

火灾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关系到火灾认定结果的准确性。若火灾调查取证工作存在失误,不仅会影响各类物证的完整性,还会对火灾认定工作产生影响,引起群众对火灾认定结果的质疑,使消防部门无法获得正确的火灾预防方向。因此,必须正视调查取证工作的难点,并采取相应的改进对策,保证火灾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基于此,分析研究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相关对策,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电子档案独立证据地位确立的法理分析

电子档案系经特定归档程序被认可的电子文件,作为独立证据类型具有重要的意义。面对电子档案存在的证据地位不明确、证据效力认定困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应首先通过制定《电子文件证据法》、完善电子档案管理与证据储存和保全规则体系等以明确电子档案的证据地位;通过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标准化电子档案取证程序以厘清电子档案证据取证规则与程序;通过优化技术措施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

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在持续加大,如何有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行侦查取证也成为顺利侦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关键因素。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类型、特点、侦查取证难点及路径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加强对被害人的询问、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实施网络并案侦查、强化信息流侦查措施、夯实资金流侦查措施等方面入手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的新措施。

企业合谋、取证难度与监管选择

数字时代下政府对企业合谋的调查取证愈发困难。受此启发,本文从政府调查取证难度视角切入建立博弈模型,考察行业利润与取证难度这两类重要的市场环境因素对政府监管的边界及其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监管手段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与传统考察单一市场环境因素下最优监管政策的研究不同,将两类市场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分析后,最优监管政策的边界具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监管政策可能随市场环境的变化呈现往复性。随后,本文通过一系列比较静态分析探讨了单一最优监管政策的适用范围如何随市场中企业数量、政府可收取的罚金限额以及政策执法成本等因素变化,并探讨了政府同时使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政策的条件。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的法律困境及其程序控制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的法律适用程序面着临诸多困境,如取证措施的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错位、取证主体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审批程序不完善,电子数据的取证范围宽泛,原始存储介质的一体收集模式失之武断,违法电子数据排除困难等。从程序规范化的角度出发,应当以电子数据类型化区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建立多元的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制度,“自侦自批”的审批程序向司法审查转向,引入相当理由的证明标准,电子数据载体的范围限定为“证据之物”与“没收之物”,电子数据内容的范围通过关联性加以限制,并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实践反思与制度重塑

调查核实权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发挥。实践中,检查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权存在适用方式单一、强制性措施缺位、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承担公益诉讼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分析26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文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成功经验,从规范调查核实方式的适用程序、健全调查核实的强制性措施、完善调查核实的配套机制等维度形塑调查核实权运行保障的应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