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戴侗的充类说

戴侗以其充类之名,建立了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等术语体系,对词义引申现象作了大量的阐释。戴侗的汉语词义研究,在理学盛行的宋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灾荒危机与地方社会——咸丰年间桐乡知县戴槃的活动与记述

江南地区最大的自然灾害除水患外,旱灾的发生也很频繁。咸丰六年江南发生了特大旱灾,由于时逢太平军东进,给地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本文以桐乡知县戴槃的记述为中心,解明灾害的严重程度及影响,分析灾害发生背景下的地方民生与政府应对问题。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在清代历史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转折,即咸丰朝前后,政府救济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因内乱外患、军政频兴而有很大的差异。自咸丰朝开始,民生的救赈已基本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而责任心较强的地方官员及其影响下的绅商地主,为稳定地方秩序与民生安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異同源補説

甲骨文有■和■兩類字形,舊多釋爲一字異體,現多認爲前者象頭頂筐形,是負戴之“戴”的本字,後者象人面戴鬼頭形,是怪異之“異”的本字。從介於二者之間的形體“■”入手,結合字形分布的類組差異和用字習慣綜合考察,可判斷它們是一字異體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即■由■訛變而來,均係“戴”之本字,由於音近借爲“異”。

“披X戴Y”构式生成的意向性体认阐释

汉语富含大量成语,其中很多都是四字结构。四字成语的生成遵循一定的路径,蕴含相关的体认元素。然而,目前这类研究成果阙如。本文以“披X戴Y”为例,在构式语法和体认语言学基础上,尝试对成语的生成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汉语成语的生成路径是“现实—意向性体认—语言”,是所见即所得的结果。“现实—意向性体认—语言”是对体认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的补充。这一补充凸显了作为体认内容来源的意向性在体认中的原初性作用,同时也增强了体认语言学的解释力。本文为探究动宾类成语构式的结构奠定了基础,对研究习语的生成及原因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上古韵真、文两部的考古和审音

上古真、文分部,有如脂、微分部,是很困难的。江永未分,失于未能充分利用先韵"古通他部",失于审音中未知真、文主元音有不同。戴震未分,除了重复江永的过失外,和他的祭部独立有关。段玉裁立足考古,形成其古韵说,并指出先于《诗经》的远古时代真、文分,求古本音真、文分,以谐声偏旁为据真、文分,以入声为参照真、文分,《诗经》韵字的分类研究真、文分。举证郭店楚简《老子》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可知段氏分立之不易,特别是《孔子诗论》第21简、22简难以索解的"宛丘"作"甸丘",是战国真(多合韵耕)、文(多合韵元)相混之证。

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本事嬗变探微──从杂传故事到通俗文学的个案考察

本文对元人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所据本事之各种版本 作了梳理、比勘和考辨，指出：在从杂传故事到通俗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民众 的趣味和审美取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说文段注》双声研究述论

本文对《说文段注》里"双声"的真正含义作了详细考察。对前人的研究做了综述和评论。在此基础上,穷尽性地搜罗了《段注》中全部的双声字组,重点对异声母双声加以研究。《段注》"双声"不等同于今之"双声"。《段注》是用"双声"来解释语义联系,其方法来自于戴震。不应据此认为段玉裁在上古声母研究领域有早于后人的种种发现,也不可据此认为段玉裁说"双声"犯了很多错误。顺便对异部叠韵现象作了考察,段注的"叠韵"较今之"叠韵"宽泛。

释“扰阻以泥之”

文章讨论"扰阻以泥之",主要通过字词意义、上下文语境、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认为"扰"通"糅"、"阻"通"苴","扰阻以泥之"的意思是"杂糅枯草于泥中来涂泥户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