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云南世居民族所在地生态韧性评价研究

云南世居民族所在地是基于传统生态智慧世代延续,以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嵌套为特点的自然–文化遗产,而现代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世居民族所在地不断被蚕食和消解.研究基于韧性理念,利用多源数据,从稳定性、适宜性、冗余度、多样性4个层面构建云南世居民族所在地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韧性耦合框架,对藏、彝、傣族所在地2000—2020年生态韧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近20 a来,世居民族所在地总体生态韧性水平为中等,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高水平韧性区多分布于林地,存在连续但细碎化的分布特征.低水平生态韧性多分布于道路缓冲区2 km以内,路网的社会扰动内涵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态韧性强度.20 a来平均生态韧性指数傣族所在地(0.6420)>彝族所在地(0.5602)>藏族所在地(0.5344).影响各世居民族所在地生态韧性的原因存在差异,地质灾害防护格局和水生环境安全格局是影响生态韧性的主要因素.

广西壮族与云南彝族粗陶平地堆烧技艺比较研究

广西百色靖西壮族夹砂粗陶平地堆烧技艺与云南玉溪元江县土锅寨彝族粗陶平地堆烧技艺都属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原始烧陶传统技艺,其历史悠久、工艺独特,并有较强的完整性与传承性,已成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采取了田野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两地堆烧工艺进行详细记录与分析,得出了多处异同之处。文章研究成果不仅对现代陶艺平地堆烧工艺发展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而且对少数民族传统造物文化理论研究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云南口头传统中的“兄弟祖先”记忆与叙事

云南各民族的“兄弟祖先”口头传统与“同源共祖”的民族记忆一脉相承、相互递进,包含了各民族对于本民族及周边其他民族的形成、发展、变迁的想象建构和对于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朴素解释,对各民族和谐共生、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现实的理解认识提炼浓缩为“兄弟祖先”的口头叙事传统,并通过“兄弟祖先”这一凝聚群体的表征符号强化了云南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福建畲族舞蹈溯源及其审美探究

畲族巫舞是畲族宗教信仰和祭祀仪式活动的重要表现手段,是福建畲族舞蹈“巫舞同源”的有力见证。福建畲族舞蹈的一个源头来自族群的图腾崇拜,除了盘瓠的图腾崇拜,福建畲族人民还有凤凰的图腾崇拜。福建畲族舞蹈的一大特点是来源于传统的民间习俗,畲族《婚礼舞》就是其中之一。福建畲族舞蹈质朴、厚重,具有“圆之美”“迷狂之美”和“蹲踏之美”的风格特征,无论从舞蹈史学、美学、民俗学,还是人类学来研究福建畲族舞蹈,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以其神秘、独特的舞蹈类型和风格等待更多学者的深入挖掘。

云南彝族黑彝支系女性服饰色彩与纹样研究

云南黑彝支系作为彝族众多支系之一,具有其独特的服饰文化内涵。针对云南黑彝支系女性服饰色彩与纹样研究欠缺等问题,采用田野考察、文献调研以及基于K-Means聚类算法对黑彝女性服饰的色彩和纹样加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云南黑彝支系女性服饰色彩主要以黑色和靛蓝色为主色,装饰色彩丰富,且色彩强烈。服饰纹样有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等,组合形式多样,且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寓意。

滇南哈尼族传统民居再生研究——以云南省勐海县老班章村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近年来,西双版纳老班章村内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同时村内茶产业的快速发展,迅速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但由于盲目的审美倾向使村落风貌严重异化,村内民居建筑缺乏与之相对应的独特民族性。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勐海县老班章村内民居建筑历史文化的梳理与更新改造,使得老班章村建筑重塑民族性,从而活化乡村的传统文化与经济效益,让村寨迎来新生。

历史人类学视域下彝族白倮铜鼓舞的传统与变迁——以云南城寨村为例

铜鼓舞不仅是西南族群先民的文化创造,更在当下地方性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塑造心灵、显现社会修复的文化功能。在城寨村白倮支系生存历史中,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寨老制度、祭祀民俗等要素共同构建了白倮铜鼓舞的传统范式。1990年以来,随着地方政府的参与,作为仍在活态传承的“非遗”地方性乐舞现象,彝族白倮支系铜鼓舞的文本及其意义随着表演语境的变迁而演变,这背后相关白倮支系的历史选择。立足多学科视角,在史料查阅、口述访谈的多重关照下,对文山州白倮支系铜鼓舞的当下完成“在地化”的学理书写,解读铜鼓乐舞与民族心灵之间的互动关系。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滇东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

历史上滇东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长期保持着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特有的民族交融文化,并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色。先秦至西汉早期,主要为土著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西汉中期汉人移民迁入后,土著与汉人之间展开交往交流交融,汉文化在滇东形成一定影响;三国至西晋时期,汉人移民逐渐在地化,与土著的交流、交融深度加深。东晋南北朝时期,汉人移民土著化,在主动接受土著文化的同时传承着汉文化,形成了兼具汉文化和土著文化双重特色的“爨文化”。

乐舞表演“场景”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贵州雷山黄里村、大龙村苗族鼓藏节的田野考察

贵州雷山县黄里村、大龙村鼓藏节节庆文化空间中的乐舞表演由村寨建筑(有形客体)、芦笙场(文化设施)、歌舞活动(艺术实践)、各身份人群(多样性人群)构成,这四项客观结构要素与“戏剧性”“真实性”“合法性”三个主维度及其十五个子维度的主观认识要素之间相互驱动、协同,促成了该节庆活动中“起芦笙”“讨花带”“跳篝火”三种核心的乐舞表演场景类型。这些场景直观地体现了各类乐舞交织的形态,同时作为各身份人群共建、共享、共融的互动空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表征与文化缩影。多样性人群通过身体实践以期待的、想象的且关涉到实质空间的、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去思考、行动、抉择,在鲜活的体验与共同的表演中随乐舞表演场景的变化逐渐深入,因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该过程中表现出从“圈层扩展”到“互嵌互融”,再到“多元碰撞”的递进特征,并形成多元主体间连续的、稳定的社会交往。

云南佤族翁达藤篾鼓凳创新设计策略

藤篾鼓凳是云南翁达村佤族人民的特色藤编产品,在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扶持下,藤篾鼓凳迎来了发展新机遇。但目前当地藤篾鼓凳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与发展难题,迫切需要进行创新设计,以满足当代人的审美及功能需求,进一步拓宽市场。文章阐述了藤篾鼓凳的发展背景、造型与工艺特征,分析了藤篾鼓凳发展中面临的原材料稀缺、运输成本高、产品知名度低、产品质量待加强等问题,并从材料和设计2个方面提出藤篾鼓凳的创新设计策略,以期为藤篾鼓凳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持。

仪式性·表演性:三亚崖州区郎典村黎族打柴舞田野文化志

黎族打柴舞作为一种独特的蕴含丰富历史记忆的仪式舞蹈,是黎族传统文化的遗存。笔者在考察三亚崖州郎典村民俗活动“欢度元宵节”和多次实地及网络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展演过程、表演形态、音乐律动、仪轨仪程、溯源历史和传承人口述史等内容,重点对郎典村黎族打柴舞进行了文化志书写。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城镇化和“非遗”语境下,随着文化时空边界的日益模糊,黎族打柴舞冲破了原有的文化空间,实现了从原生性传统仪式走向审美娱乐性舞台展演的转变,在语境跨越和文化再生产中重塑身份,并呈现出仪式性与表演性的双重特征,其共享的审美表达过程是树立民族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

广西瑶族长鼓舞的文化变迁与启示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转型,原生语境中的瑶族长鼓舞发生了明显的文化变迁,且呈现出以人为核心的价值归因。长鼓舞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该文从历史角度考察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内涵,探究长鼓舞在社会语境中的表演功能、表演身份、表演场域的变迁,发现长鼓舞符号意义由原始祭祀到现代娱人的明显转变,体现出“以人为本”理念的主导性,且提出现代“非遗”应重视原生主体的人、优化管理体系的人、凝聚共同发展的人,为未来非遗长鼓舞的传承和各民族精神的凝聚提供启示。

Bamboo Houses of the Dai People

People of the Dai ethnic group in Xishuangbanna, Yunnan Province, traditionally live in housing constructed of bamboo stalks. Such buildings have the merits of being damp-proof, well ventilated, protected against wild animals and insects, and resistant to floods. With distinctiv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they represent a key typ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wellings.

文化的积淀与中国民间舞的模态构成(上)

中国民间舞“模态构成”的研究,指的是对既往“自然舞蹈”研究的宏观及中观把握;对一些决定“模态构成”的微观要素,也会加以分析和研究。本着由宏观、中观而微观的认知思路,本文的上篇由世界舞蹈格局与“舞蹈世界”模态、中国舞蹈格局中的舞蹈模态构成,延伸到民族民间舞蹈模态构成的“云南分类”与“西藏风范”,为中篇和下篇的中观及微观把握做好逻辑关联的梳理。

结构化社会时间的节日再生产——昆明各民族务工群体的左脚舞实践

社会时间结构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影响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秩序。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规定着秩序也在调整着秩序而使社会时间得以结构化,节日便是结构时间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昆明市出现了务工群体从偶然组织过节迅速转变为频繁组织过节的节日涌生现象。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现代节日,跳左脚舞都是节日的主要内容。在从偶发性的、事件性的过节发展为新规范指导的理性的集体行为过程中,具有组织性、程式性和时代性的城市节日涌生现象建构了新的社会时间结构。昆明市各民族“三交”实践中的节日再生产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与经验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创性重大理论,按照“可复制,能推广”的原则,聚焦“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云南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工作新路子。文章简要概括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特色、新时代云南实践的主要举措及其取得的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