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景区文旅产品的包装设计研究

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是我国东汉时期重要的墓葬遗迹,保留了大量技艺精湛的石刻画像与壁画,为研究东汉时期中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状况、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东汉石刻画像与绘画艺术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河南新密提供了旅游文化资源,对打造特色文化旅游、树立特色文旅品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基于此,以“汉乐神游”为主题,提取打虎亭汉墓壁画中的汉代生活场景及奇珍异兽等图形元素,探索与开发具有国潮风格的包装与广告设计,以期顺应人们对文化旅游产品个性化、审美化、体验化的需求,提升打虎亭汉墓景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从汉画长袖盘鼓舞的性别形象构成说开

在汉画舞蹈中,服饰与非乐悬组合的道具舞有多种,其中长袖盘鼓舞占据了最大份额,也最具代表性。在长袖与盘鼓组合道具舞中,我们可以按男女性别形象划分出女、男、男女;其次再按表演形式划分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所有表演的人物、主题、结构、模态、技术和风格均可由此流出。这里的长袖包括长袖之接袖、长袖套袖之长袖、广袖套袖之长袖等,它们对盘鼓的“遮天盖地”恰好成为一个倒三角形,形成对脚下盘鼓的压制,借以脱离地球引力,振翅高飞。

汉画祥瑞舞的性质、分类与重建

在汉画舞蹈形象中,祥瑞舞(祥禽瑞兽舞)是一个特殊的形象类别。它的产生来自“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是一个切实的汉画舞蹈子舞种的存在,如同今天现存的龙舞、凤舞、麒麟舞、牦牛舞等一样。本文将从三个部分对此进行论述:其一是关于汉代的祥瑞和汉画祥瑞舞;其二是关于汉画祥瑞舞的两大类别;其三是关于汉画祥瑞舞重建的探索。

宝资山汉代崖墓出土陶楼粘接材料的科学分析

陶器上的古代粘接材料与陶器的修复工艺关系密切,是当时社会制陶水平的反映之一。本研究对成都新津宝资山汉代崖墓出土陶楼上的粘接材料进行了科技分析,使用了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SEM-EDS)、X射线衍射仪(XRD)、激光粒度分析仪、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别探究了该粘接材料中的无机和有机成分。结果表明:粘接材料的颗粒状态、大小和成分与黏土颗粒相似,推断其主要无机成分为黏土;红外吸收光谱在波数3431 cm^(-1)、1670 cm^(-1)和1419 cm^(-1)的特征峰与酰胺基相吻合,氨基酸分析表明其有机成分含有由动物胶和蛋类混合而成的蛋白质类胶料。有机混合胶料黏性较高,弥补了单一胶料使用的不足,同时黏土可增加系统中的氢键密度,并起填充作用,这样的协同作用是该粘接材料在使用时具有强粘接力和一定稳定性的原因。但由于其耐久性差且与陶器整体风格不协调,推测该材料是在器物下葬前使用的一种临时粘接剂。同时,它的成分和用途与秦始皇陵兵马俑上的古粘接材料非常相似,这体现了汉代对秦代帝陵陪葬制度和制陶工艺的继承与沿革。研究结果为我国陶器修复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同时也为现代陶器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原汉画舞蹈图像动态美的审美价值

中原汉画舞蹈图像动态美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其飞动之美体现了汉代舞蹈轻盈飘逸的艺术特征,为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享受;技艺之美体现在舞者们精湛的舞蹈技巧和节奏感上,展现了汉代舞蹈的高超技艺;气韵之美则体现出舞蹈所传达的精神内涵和情感表达,使观众在欣赏舞蹈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汉代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些审美价值不仅对中原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进了民族舞蹈审美价值的传承和发展。

秦汉彩绘陶器中“汉紫”应用及对西域的影响

“汉紫”是中国战汉时代特有的人造硅酸铜钡材料。它在彩绘陶中的使用既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又具有统一的哲学思想。基于“汉紫”在秦汉墓葬中彩绘陶的相关考古资料,梳理了它在陕西、河南、山东、江苏不同地域的应用情况和表现出的共性与个性,蠡测它集中发生于北方的多种原因及用色观念,分析它与“埃及蓝”的关系及对西域的影响。

汉代舞蹈中的身体美学

舞蹈是一门以身体为基础的艺术,身体在舞蹈艺术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舞蹈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表达、文化习俗以及思想观念,研究舞蹈背后所展现的身体观念对理解舞蹈艺术之美至关重要。汉代是中国舞蹈史上第一次大发展时期,也是舞蹈理论、实践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通过对汉代舞蹈的考察,发现其呈现出“作为舞蹈表演的身体”“作为‘礼’之显现的身体”以及“作为生命之显现的身体”的身体美学观。

四川地区汉代乐舞俑形态阐释与审美意识

乐舞俑是汉代俑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以雕塑这一艺术语言表现两汉时期乐舞内容,展示出背后蕴藏的两汉乐舞文化与社会活动风貌。四川是汉代俑像出土的重要地区,其乐舞俑更是别具炉锤,彰显了蜀地丰厚灿烂的文化,为研究两汉乐舞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本文以四川地区的汉代乐舞俑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汉代历史大背景下,四川地区乐舞俑像之艺术形态特征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蜀地人民审美意识。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北魏彩绘木棺

现藏内蒙古博物院的两具彩绘木棺虽年代久远,但棺板彩绘颜色鲜艳,画面内容基本完好。根据画面内容确定为北魏时期的两具木棺。在述清现存棺板彩绘内容的基础上,对所绘内容表现出的北魏时期生产、生活形态进行了考证,推断其时代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的彩绘木棺。

基于CiteSpace对汉画像舞蹈文献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的一大高峰,汉画像石、砖、陶俑、青铜器、漆器、玉器等出土文物中拥有大量关于汉代乐舞的图像刻画,为舞蹈艺术追根溯源的探寻提供了重要依据。当下汉画像舞蹈文献研究聚焦于舞蹈个案与本体、图像学视角以及舞蹈复现,同时,研究存在广度和深度不够、研究分歧未解决、研究对象同质化以及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等问题。本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学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所收录有关“汉画像舞蹈”的学术论文进行可视化处理,以宏观图谱研究与微观论文分析相结合为研究方法,廓清我国“汉画像舞蹈”文献研究的前沿热点、发展脉络及其形成原因,并进一步探讨研究的不足,以期为汉画像舞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汉画雷神图像研究

雷神作为中国最早的气象神崇拜之一,经历了从“兽”向“神”、从自然神灵逐渐转变具有复杂社会职能的人格神灵的变化过程,由神话学转为宗教学。至汉代,雷神具备了纯粹的人格化特征,且雷神信仰在汉代特殊的神仙语境下有了仙化的倾向。汉画雷神图像存在复合兽形、半人半兽形和人形这几种外形并行存在的现象。其图像构成及表现形式均呈现出由单一走向复杂、综合的趋势,雷神成为图像中的主要叙事元素,空间结构的处理方式也愈发灵活,在继承楚文化浪漫主义特点的同时,又秉承着汉代艺术的古拙、雄浑的艺术色彩。通过分析汉画雷神图像的艺术特征,从艺术学角度探究民族艺术创作的价值及审美取向,从背后蕴含的精神信仰、社会信俗和理念内涵探究汉代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世界观。

论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及其艺术表现特点

汉代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场景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在一座画像石墓葬中刻画两三处乐舞百戏场景的情况较多,而东汉中晚期在一座墓葬中刻画多处乐舞百戏场景的现象大量出现。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占据大部分,在东汉中晚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继续发展的同时,不少大型画像石墓葬中出现了演员众多的综合性大型乐舞百戏场面。在汉代画像石上刻画乐舞百戏场景,有着表现墓主人生前宴乐生活、希望死后能像生前一样继续享受歌舞娱乐等生活和祈求升仙的目的,同时也是画像石墓葬系列图像完整叙事的需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在墓葬中所处位置、画面构成、艺术形象刻绘、艺术表现思想与方法等方面,体现了诸多共性特征和鲜明地域性特点。

汉代人视阈中的商业

在汉代人的视域中,商贾为从事于贱业者。在重农抑商政策之下,商业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和控制,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实,又令汉代人不得不重视商业。在“利”的驱动下,汉代商业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发展态势。汉代画像中大量的市集图,充分反映了汉代商业的繁荣,是汉代商品经济繁盛的真实写照。

对汉画舞重建中“左图右书”的思考

重建是古代舞蹈实现历史对接的有效途径,汉画舞重建是今人在“尊史”的前提下对两汉舞蹈的“再现”。以“左图右书”为基础的汉画舞蹈图像学与文献学研究是重建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在分析归纳基础上对文献资料价值深入挖掘是重建中应着重思考的问题。以汉赋为例,结合汉赋文体价值、汉赋固有的图像意识、汉赋创作群体的特定身份等因素,对当前舞蹈研究中存在的对汉赋关注不够深入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汉画舞重建要做到历史语境下“尊史”的全面,同时应加深对“图”和“书”的深层互证。

“娱人”与“娱神”:汉代西南夷乐舞中的“羽舞”探究

在汉代文献中出现的“四夷乐”之一的西南夷“羽舞”,以头戴羽冠、身着鸟尾长裙,作徒手或手持羽器等道具的人物形象被刻画在我国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有着对狩猎活动进行舞蹈化再现的特征,并且逐步衍生出以“娱人”为目的的戏剧化新模式。而广泛装饰于汉代西南地区铜鼓上的“羽人舞蹈纹”常伴随太阳纹、鸟纹组合出现,结合当地与舞蹈相关的神话样本发现“羽舞”作为一种祭祀手段,目的还在于达成当时人们沟通天地以“娱神”的信仰追求。

汉代百戏之角抵戏、乐舞杂戏服饰研究

汉代百戏包罗了众多的艺术表演形式,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为角抵戏和乐舞杂戏,但其服饰却是学界触及较少且常常被人遗忘的领域。以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为例,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文献史料结合文物史料比对分析,深入探讨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发展的社会背景、形制及其与汉人日常生活服饰的关系。研究表明:汉代角抵戏服饰与艺人的假形装扮密切相关,其形制特征为头戴假面,身着羽毛或兽皮材质,且与扮演的角色相得益彰,并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乐舞杂戏由日常生活中表演舞蹈、奏乐的艺人和滑稽的俳优组成,其服饰形制特征为交领右衽袍服、宽松裤子等汉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虽然不能对汉代百戏服饰包罗万象,但是从某种角度也突出了汉代百戏服饰的时代特色,并彰显了汉代百戏服饰与汉代社会的密切关系。

论汉唐之间宴乐舞蹈“独立”的趋势

在中国早期乐舞的发展过程中,宴乐和雅乐并存,但从汉到唐的这段时期,两者的分界有日益明晰的趋势。宴乐舞蹈朝着“独立完善的表演艺术”的方向发展,其审美价值被不断释放出来。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一趋势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印证:一是宴乐舞蹈命名方式的变化及相关术语的出现;二是宴乐舞蹈机构与人员的专业化;三是舞蹈批评的不断成熟。总体而言,宴乐舞蹈发展的“独立”趋势,反映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它与中国历史前半段中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抬头是相呼应的。

模式化与多重性:东汉徐州地区建鼓舞画像石的叙事设计研究

叙事性是汉画像石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汉画像石依礼教而寓象征,以直观的视觉符号隐喻着多重的文化内涵。本文针对极具地域特征的徐州汉画像石建鼓舞图像,从舞者造型、建鼓形制、演出场地三类图形语素阐述单元建鼓舞画像的叙事表现手法,通过归纳复合图式的构图形式分析“乐舞百戏”“车马出行”“庖厨宴饮”等艺术要素联结的叙述意义,在此基础上以洪楼祠堂为例,从汉画空间叙事角度进一步探讨建鼓舞图像在整体空间叙事中的叙事层次与轨迹。意在汲取有关传统中国墓葬空间中图像叙事的根本逻辑,为探求汉画在建筑结构上的视觉意义提供参考。

究索与预拟:“汉画塑城”的郑州路径

郑州地区的汉代绘画文物资源渊懿而又丰厚,有着鲜亮的地域、时代特色和不容小觑的文史、艺术价值。在对这笔殊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本体研究、考索的同时,如何大胆提炼、撷取其所蕴含的文化、艺术元素,糅入新时代郑州“都市气韵”的熔铸过程之中,从而达到挹古焕今、古今互济的目标,是一个亟须关注的重要命题。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成果优长与缺憾的基础上,对郑州汉画遗存进行了分类、分期,并总结描述了其艺术个性与格致。此外,通过借鉴南阳、徐州等范例城市的相关经验,拟从创设“郑州汉画馆”“郑州汉画公园”“郑州国际汉画节”“郑州汉画网”等途径,为郑州“汉韵铸城”提供切实方略。

西汉画像石乐舞图像审美研究

西汉画像石乐舞图像美学内涵丰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音乐器乐配合舞蹈表演的各种场景,不仅记载和复现了西汉时期乐舞艺术,同时映射了汉代历史背景、生活情境、社会思潮,对汉代绘画、图像以及汉唐古典舞的研究至关重要。从画像石外部的静态物理构形,渗入到内部的动态形象、乐舞形式和表演技术等,藉由“以图证史”和“以图佐史”的研究方法双向辨识。舞种、舞蹈动作在金石之声与丝竹之乐的统摄下,展现出和谐、古拙、气势美,皆运用相应的线质呈现。不同的乐舞形象特征从凝固的画像石中得以解读,由此管窥汉代社会精神风貌即舞蹈身体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