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协同治理对策研究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以金融交易、金融投资或借贷的名义实施的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频繁发生。针对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发案率高、涉及主体多、财产虚拟化、犯罪专业化、涉案部门联动不足及协同程度有限等特点,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以公安机关为主导,采取银行、金融、证券、电信等主体协同的犯罪防治策略,完善全流程协同防控体系,实现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和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目标。

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对策研究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金融业务线上化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新兴金融技术手段进行诈骗活动越发猖獗,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经济损失。通过对我国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当前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具有发现犯罪线索难、侦查取证难、侦查协作与跨部门配合难、彻底打击难等难点,对此,公安机关应在证据收集、案情分析、部门协同、维稳追赃等环节积极发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双重名誉法益观下网络侮辱的侮辱性判断进路

为了应对网络时代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网络侮辱的侮辱性判断困难的问题,以刑法教义学中法益分析方法作为进路探究网络侮辱行为是否构罪。网络侮辱成立侮辱罪的前提是侵犯了现实社会中的人的名誉,侮辱罪的保护法益是包括外在名誉与主观名誉的双重名誉法益。对于网络侮辱的侮辱性判断遵循从外部名誉到主观名誉的双重判断。在双重名誉法益观下,对披露重要隐私而非一般隐私的行为能够成立侮辱罪,对具体群体而非抽象群体进行侮辱行为能够成立侮辱罪。

互联网平台企业刑事数据合规计划体系构建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由“国家—个人”的单方治理模式向“国家—平台—个人”的合作共治模式转变。互联网平台企业既面临常规数据处理刑事风险,也面临数据管理刑事风险。应从数据处理规则合规和数据管理流程合规入手构建互联网平台企业刑事数据合规计划体系,包括事前数据合规组织体系、防范体系,事中数据合规监控体系,事后数据合规应对体系。

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直播诈骗的犯罪及其防控

随着虚拟主播渐成在线直播的主导行业,滥用该技术实施的诈骗犯罪亦呈蔓延之势。防控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直播诈骗,应当降低犯罪的隐蔽性,同时提高犯罪的成本。对此,直播平台在完善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准入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对“黑产”行为、涉诈信息的审查监测能力,识别诈骗账户后及时发布防骗警示。政府推动构建互联网直播行业管理体系,协助直播平台构建共享“黑名单”系统,齐心协力应对新型网络虚拟直播带来的冲击。公安等部门对涉嫌欺诈的从业者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同时面向受众群体加强反诈宣教。

浅谈Internet上的犯罪

本文对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犯罪的现象、技术手段、方式、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对未来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犯罪发展趋势进分了大胆预测，为今后各国安全、司法机构针对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立法提供参考。

元宇宙空间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定性的刑法分析

网络时代困扰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定性的本质原因在于,虚拟财产难以被准确估值以及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不符合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元宇宙空间中,绝大部分虚拟财产均具有经济价值、管理可能性及交易可能性,部分虚拟财产甚至拥有物权属性特征。元宇宙空间中绝大部分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符合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可能以刑法财产犯罪定性。元宇宙空间中的虚拟财产交易既可能拥有一个广阔的市场环境,也可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监督。元宇宙空间中虚拟财产价值能得到准确评估。在元宇宙空间中,非法获取货币类、藏品类、服务类虚拟财产行为只能构成财产犯罪而不可能构成数据犯罪;非法获取数据类虚拟财产行为只可能构成数据犯罪而不可能构成财产犯罪。

期待可能性论对预防刑罚观之实践问题的消解

期待可能性论与预防主义刑罚观是两个不同范畴、不同功能的刑法理论,二者出现了结合的态势。积极预防刑罚观导致刑法过度化问题,“立法要扩张,司法要谦抑”,需要运用责任论加以限制。责任理论也朝着机能化方向发展。期待可能性是现代责任论的核心。机能责任论作为一种升级版的规范责任论,在其理论框架中,期待可能性概念的地位虽然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并没有被完全否定,而是作为决定行为人对法律态度的一个根据被提出来。期待可能性依然具有刑法合理评价的价值,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本身也不排斥期待可能性,相反,应借助期待可能性论纠正一般预防观在实践中扩大打击面的弊端。我国立法规定为运用期待可能性论宽恕犯罪人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但现行教科书将期待不可能性作为无罪过事件并不科学。只有在刑事责任范畴中确定期待可能性论,才可以有效维持期待可能性论的两种评价功能。对网信犯罪的处理,可以进一步验证该理论的合理性。

新时期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困境及路径

我国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互联网科技与各行各业快速融合,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迅猛。当前我国正迎来“互联网+金融”新时代,随之而来的金融犯罪风险也应运而生。本文以当前各种金融犯罪行为的表现特征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我国互联网金融面临的发展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几条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网络猥亵犯罪的理论建构与刑法适用

网络猥亵已成为司法实践中频发的新型犯罪,而对此类犯罪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间存在罅隙亟待弥合。理论上,应当将网络猥亵界定为行为人通过网络媒介猥亵他人的不法行为,涵摄网络隔空猥亵与网络直播猥亵两种类型。通过对“猥亵”文义分析及进行范畴学、类型学检讨,“网络猥亵”并未超越“猥亵”的文义射程,以此贯通以既有罪名规制网络猥亵行为的理论通道。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规制网络猥亵犯罪主要适用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应当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入罪时注意“被害人年龄层次的刑法差异适用”“‘在公共场所当众’的认定”“行为样态差异化入罪与加重情节作用变更”三个特殊问题实现合法入罪,并建构“年龄差规则”“刑法法定出罪规则”“非犯罪标签化制裁优先规则”三大规则实现合理出罪。

网络时代“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考察与治理研究

“独狼式”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犯罪的新常态,国际恐怖主义也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新一轮活跃期。在互联网技术革新发展背景下,“独狼式”恐怖主义也日渐在网络空间滋生蔓延,成为网络恐怖主义重要表现。网络时代“独狼式”恐袭仍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探讨网络时代背景下“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生成机制,掌握“独狼”袭击者实施犯罪的行为特征以及治理难点,是实现有效治理“独狼式”恐怖主义的必然要求。在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大背景下,推进“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治理,情报应用是前提,侦查打击是手段,源头治理是关键,技术治理是支撑,国际合作是桥梁。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继续坚持标本兼治,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有效打击恐怖分子,全力阻遏恐怖势力蔓延。

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场域——以与“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界分为视角

自《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适用效力争论就从未停止。源于该解释确定的“网络型”寻衅滋事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未能从理论上厘清“险情”的涵摄范围,导致在实践中存在模糊界域,以致司法实务难以把握二者的适用场域。基于承认解释有效的立场,从事实和规范的双重维度,采用限缩解释的技巧,确立“公共设施”标准界定“险情”内涵,可以较清晰解决两罪适用场域模糊之难题。

智能网联汽车的刑事风险与应对研究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应用和普及,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个人安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威胁,由此引发的刑事风险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为了有效减少或杜绝智能网联汽车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个人安全带来的刑事风险,必须首先明确智能网联汽车主体的设计者、制造者,互联网程序的研发者、维护者以及车辆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等各方责任主体;其次,要完善刑法关于为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罪、危险驾驶罪、破坏交通工具罪以及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相关规定;最后,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保护方面,通过制度建设和技术手段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的数据保护,以此应对智能网联汽车产生的刑事风险。

网络空间中信息安全守门人的刑法义务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增设为网络空间中信息安全守门人的刑法义务提供了实定法根据。鉴于司法实务所遭遇的困境,有必要对信息安全义务的目的、性质和范围展开教义学上的体系化解读。在目的构建上,无论用户信息专有权说还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维护说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应当提倡一种系统耦合的法益观,将该义务的目的界定为保障信息共享的互惠性风险分配机制,以实现法律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间的有效沟通。在性质界定上,义务犯论错误地理解了积极义务的产生根据,将支配犯与作为犯、义务犯与不作为犯不当混同。信息安全义务的本质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数字生产权力的纠偏,因而应当归属为基于组织管辖产生的消极义务而非基于制度管辖产生的积极义务。在明确保护目的和义务性质的基础上,对该义务保护范围的确定,既要实现保障信息共享的互惠性风险分配机制的规范目的,也应对其中内含的危险给予正当性控制。

论广义犯罪预防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中的社会参与

在广义犯罪预防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涵盖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依据着力点的不同,犯罪预防可分为社会预防与被害预防两方面,并表现出相应的社会参与形式。针对当前社会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存在的主要问题,广义犯罪预防视角下社会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的主要路径有三项:一是社会主体培养并强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性;二是公安机关巩固外部协同联动,夯实内部基础工作;三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执法司法机关不断凝聚依法合力治理的实践智慧。

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非法集资犯罪的预警与治理

在分析互联网非法集资犯罪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冒烟指数”模型,对重点领域、企业运营、资金流、关联企业以及人员投资活动等五个方面的风险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同时提出,为提高互联网非法集资犯罪的监控质量:要优化数据处理路径,多维度收集情报信息;加强预警研判,构建立体化打击格局;打造多元化犯罪处置策略,明确犯罪治理重点;引导侦查模式转型,提高打击犯罪精准度;重视电子证据的取证,完善证据链条。

网红经济新业态下食品安全犯罪大数据侦查研究

在网红经济新业态下,食品安全犯罪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保障食品安全犯罪侦查打击的成功至关重要。文章从食品安全犯罪的发展趋势和犯罪特点入手,讨论传统侦查体系在食品安全犯罪方面遇到的困境,阐明大数据侦查对于侦查模式创新、适应犯罪趋势、全链条打击的必要性,对大数据在食品安全犯罪侦查中信息质量、侦查效能、早期预警和初查、合成作战、人工智能、货币追踪等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最后提出革新侦查思维、推进侦查取证和存证规范化、强化技术储备和提高技术水平、优化食品安全犯罪侦查队伍建设等食品安全犯罪大数据侦查能力的四大优化路径。

金融和技术创新视角下网络金融犯罪的形成机理与治理策略

网络金融犯罪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的一类新型犯罪,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与恶劣的社会危害结果。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基础上,以风险为研究对象,以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为切入点,从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技术创新、技术风险与网络犯罪两个角度揭示了网络金融犯罪的形成机理,从金融层面、网络科技层面、金融与网络科技的耦合层面推演了网络金融犯罪的演化路径,并提出丰富风险理论内涵、构建治理技术体系,优化现有监管机制、实现有效监管目标,完善刑事政策策略、控制网络金融犯罪等治理策略。

网络犯罪及其心理特征

网络犯罪作为现代高技术犯罪的一种,正以传统型犯罪无法比拟的方式和速度恶性膨胀,对社会生活危害极大。网络犯罪有高智能性和隐蔽性等特点,网络犯罪心理的诱因主要有自负心理和放纵心理。应依法治网,堵疏并举,促进网络健康发展。

“网络语言暴力”入刑正当性及教义学分析

积极刑法观的确立以及法治治理的功能转型,预示着我国刑法在网络安全体系构建中应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网络语言暴力"入刑是刑法功能转型趋势的体现,与法益保护和刑法适应性原则相契合。"网络语言暴力"是不同于"人肉搜索"和"网络诽谤"的另一种新型暴力行为,对其入罪具有刑法正当性。对侮辱罪规范立法及其法益目的的梳理表明,尽管"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与传统的侮辱行为存在差异,但类型思维引导下的刑法教义学分析,在保护一般公民名誉权的法益视域下,以侮辱罪予以论处具有妥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