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进程中劳动精神培育的现实挑战及其应对

劳动精神的培育弘扬对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然而在现实操作层面,劳动精神培育却面临来自人之“趋逸避劳”生命保全本能的矛盾两难,人工智能浪潮伴随的“去劳动”疑虑恐慌,高压社会所致的“反劳动”症候趋向,以及“奢靡享乐”等消费主义思潮的消解夹击等诸多现实挑战。集国家、政府、社会及培育者等多方力量,找准劳动者“人性”与“需要”的最佳结合,发挥政府、社会“赋能”与“正风”的双重功效,探寻劳动精神“生发”与“维系”的内在规律,是应对上述难点与挑战的有效之策。

责任制助产模式结合体位管理对产妇自我效能以及分娩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究责任制助产模式结合体位管理对产妇自我效能以及分娩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6月-2020年6月在信阳市中医院自然分娩的86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2018年6月-2019年6月入院的产妇作为对照组(n=43),将2019年7月-2020年6月入院的产妇作为观察组(n=43)。对照组实施常规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责任制助产模式结合体位管理。观察并比较两组产妇自我效能、各产程时间及分娩质量。结果:实施干预后,观察组积极态度、减轻压力、作出决策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698、9.652、8.854,P<0.05);观察组各产程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865、6.985、8.256、6.845,P<0.05);观察组顺转剖、新生儿窒息、产后出血、宫缩乏力总发生几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98,P<0.05)。结论:在产妇分娩实施责任制助产模式结合体位管理可有效提高产妇自我效能与分娩质量,减少不良分娩结局的发生风险。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表征、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在转型发展和促进就业方面有着重要贡献。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平台—参与者”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成为社会发展的“应时之需”,但平台用工存在“去劳动关系化”现象,其特征表现为劳动关系隐蔽化、公共事务责任缺失化、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脆弱化及政府公共资源供给成本扩大化,并对传统社保体系、就业发展、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及集体协商和民主参与制度等提出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应对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加快制定劳动基准法、加强政府对平台企业用工的监管、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构建零工特色社保体系、发挥工会在维护零工劳动者合法权益中的独特作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资关系,让零工劳动者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初产妇产前负性情绪调查及协同式待产心理护理效果

目的:了解初产妇产前负性情绪发生情况,并分析协同式待产心理护理对产前负性情绪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5月-2022年5月在本院产科待产的初产妇202例,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负性情绪状况。将存在焦虑或抑郁情绪的初产妇分为干预组、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待产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协同式待产心理护理。对比两组分娩方式、产程时长、负性情绪变化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等。结果:86例(42.6%)存在负性情绪,其中73例(36.1%)存在焦虑情绪,31例(15.4%)存在抑郁情绪,18例(8.9%)同时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干预组HAMA及HAMD评分降低(P<0.05),对照组与干预前相比无差异(P>0.05)。干预组剖宫产率(7.0%)低于对照组(27.9%),阴道顺产率(83.7%)高于对照组(55.8%),第一产程、第二产程及第三产程时长短于对照组,产程行为异常发生率(14.0%)低于对照组(23.3%),新生儿的不良结局总发生率(0)低于对照组(14.0%),护理满意率(97.7%)高于对照组(79.1%)(均P<0.05)。结论:产前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在初产妇中较为常见,实施协同式待产心理护理对于缓解初产妇负性情绪,提高经阴道分娩率和护理工作满意度有显著作用。

灵活用工、隐蔽剥削及其治理路径——以“去劳动关系化”为视角

以“去劳动关系化”为视角分析灵活用工形成的时空原因可以发现,灵活用工与非正规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它产生的动因在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修复与世界市场体系的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受到了平台经济的推动与深化。隐蔽剥削伴随着灵活用工而产生,它是从强迫的非法性与社会公正层面理解的社会必要剥削,表现为平台经济依托数字技术,将实体经济运营成本的降低转变为对更广泛劳动者闲散劳动时间的榨取。隐蔽剥削是社会不公正现象,需要以整体性、制度性、主体性相结合的方式加以治理。

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裁审困境与制度应对——以外卖配送员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案件为样本

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以注册个体工商户为典型表现,引发了裁审实践中用工关系法律定性、用工责任主体确定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制度分析可知,个体工商户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不明确以及劳动关系认定规则无法识别隐蔽雇佣,是出现裁审困境的原因。为解决以上问题,平台用工争议的处理应当坚持劳动关系认定优先原则,明确个体工商户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适用混同用工规则确定用工责任主体,以实现对平台劳务提供者权益的有效保障。

小农户自发农业去过密化研究

为探究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如何自发应对,基于云南省凤庆县马庄村实际案例,以小农户的劳动过程为研究视角,归纳了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特点,小农户据此制定的作物搭配策略、生产节奏配置和劳动力投入方案,以及小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根据客观条件变化所作出的调整。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在小农户各项禀赋条件中居于核心地位,“快速增长的城镇化和非农就业”是促成中国农业生产进入“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关键变迁事件。在此背景下,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自发应对,集中表现为其在农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调动。

网络写手的数字劳动研究--基于某写手QQ群的网络田野调查

在互联网技术及时代背景下,网络写手的写作愈发表现为规模化、流程化的内容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新型外包公司--“写手中介”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选择了某个较为典型的“写手中介”QQ群,对网络写手进行了两个月的网络田野调查,考察了“写手中介”的具体运作,深入研究了时代转型下网络写手的数字劳动境况。文章指出,在互联网技术赋权与去权的逻辑中,网络写手一方面在数字平台的发展中增强了劳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服膺于网络的产业运作和技术规则,数字劳动存在诸多异化可能。

19世纪古巴华人苦力问题新探——基于西班牙外交官玛斯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首位西班牙驻华全权使臣玛斯手稿中苦力贸易问题的梳理,拓展了华工问题的研究视野。在1868年被西班牙政府召回马德里之前,玛斯一直都在为华工问题与清政府以及各国外事机构和外交人员联络、斡旋。玛斯一方面分析了英、法、美等国反对“中国移民”出洋务工的原因,认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古巴之间的苦力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国劳工同古巴庄园主之间的纠纷,也不仅仅是清政府同古巴乃至西班牙政府交涉上的矛盾,更多是沉浮于各西方国家逐力过程之中的无可奈何。另一方面,玛斯也在尽力应对国际舆论对苦力贸易问题不断施加的层层压力,希望可以冲破阻力,推动并实现华工“移民”古巴的合法化、制度化,以此拯救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甚至改变西班牙沦为世界末流国家的命运。

德国劳动力市场“去职业化”趋势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德国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转型、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劳动者自身的变化,要求劳动力市场具有相应的灵活性。传统的从一而终的职业将被消解,工作内容以任务为导向。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去职业化”的趋势,对于德国职业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要求重建高度个性化的大职业形象。

农业内卷化辨析

农业内卷化是农业发展到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经济现象。传统农业具有典型的内卷化特征,并以过密的劳动投入为标志,因此这种内卷化可以称之为农业的劳动内卷化。农业劳动内卷化得以维系的关键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封闭,无法自由退出农业生产系统,由此导致其他农业生产要素比劳动的稀缺程度更高,因而农户选择以劳动替代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虽然当前我国农业已经摆脱了劳动内卷化的窠臼,但仍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内卷化。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产业发展:去工业化还是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对中国2000—2012年37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结果表明,相对劳动力上升对第二产业具有微弱的增促作用,而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这说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对比东、中西部城市的实证结果发现,目前区域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合理差距并没有导致东部"去工业化"的发生,而是有助于东部城市内的工业高端化和产业服务化,同时对中西部工业化有推动作用,这些都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

美国南部波旁民主时期民主党人重新与政述评

从重建中后期到 19世纪 90年代初是美国南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困难与机遇并存。以波旁派为核心的南部民主党人持守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思想 ,采取削弱政府作用、控制劳工自由流动等政策 ,人为地阻碍了南部的社会发展 ,拉大了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差距。

离退休人员的法律身份与维权

我国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现已有1 000万离退休人员。在越来越庞大的离退休人员队伍中,在返聘、离退休待遇、事实劳动关系等相关问题上发生争议的情况正逐年增加。这其中离退休人员的权益能得到何种程度的实现,大多与其法律身份的认定有关。

数字劳务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体系构建

依托数字平台企业的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成为促就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劳务用工过程中“去劳动关系化”与“再劳动关系化”屡见不鲜,带来了就业不稳定、劳动争议增多、劳动不公正等问题,损害就业者权益,使其处于弱势地位。依靠我国传统法律对此难以发挥充分的救济作用,数字平台就业者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理性选择就业者法律保护路径。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和数字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双赢的效果,应让多方主体参与构建就业者权益保障体系,具体而言,就业者和数字平台应增强自身权责意识、人社部门应健全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政府部门应构建多部门参与的数字平台就业关系监管体系、司法部门应加强对就业者权益的司法保护,此外还应探索建立就业者维权公益组织,以加大数字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的力度。

“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

"打工人"的话题唤起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共鸣,对此有必要进行反思。本文以一群职校生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打工人"所面临的教育和劳动困境。研究发现,职业学校的教育日常重管理而轻技能,职校教师和家长对职校生的管理性要求大于知识性要求,教育期望较低,弱化的技能教育导致职校生的技能学习大多处于"皮毛"式的水平。观察制造业的劳动过程,现代工业劳动存在去技能化的趋势,自动化技术愈发展,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就愈低。受此影响,职校生的工作岗位普遍技能含量不高,职校生渴望学习技术却学不到技术。分析学校教育与去技能化的关联表明,由于技术工人劳动被降级为简单劳动,工业企业更重视劳动者驯服的个性品质,技能教育的价值因此被削弱,职业学校的教育过程更加重视规训和管理而偏离实质内容,由此导致职业学校教育内容的空洞和教育生态的恶化。

数字利维坦下的劳动者权益困境及对策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复苏、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但最先进入数字经济领域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凭借早期的技术、资本和数据积累,构建起"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进而通过数字技术及其自身的支配地位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控制劳动者,造成劳动者权益受损。数字利维坦造成劳动者权益保护困境的原因,既与数字经济下新的用工形式有关,也与社会保障相对滞后、部分企业违法用工、工会维权职能发挥不足有关。因此,应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工会的协调和监督作用等方式,强化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数字化、劳动关系转变与社会保险变革

数字经济发展模糊了传统劳动关系,数字产业导致就业结构变化,数字化使得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呈现弹性化以及“去劳动关系化”。工业经济以来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并未对数字从业劳动者实现全覆盖,尤其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零工劳动者,造成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公平受损。政府应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和社会保险参保资格,将游离于社会保险体系之外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制度范围;借助数字化实现有效的社会保险合规化管理,提高社会保险征缴合规性,促进社会保险可持续性与财政支出安全。

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成就、问题和发展前景

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是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纪念刘易斯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站在刘易斯的肩上,发现刘易斯的剩余劳动转移可以在人类非农化转型背景下理解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指出在刘易斯拐点右侧剩余劳动不再,但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差距持续存在,所以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时间维度不同,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剩余劳动消除后继续存在。我们提出把劳动力转移问题推进到转移速度问题,指出对后者的研究将深化我们对非农化转型的理解并为劳动力转移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劳动关系建立实质标准探究

自《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把“用工”确立为建立劳动关系的标准之后,学界对此褒贬不一,分歧集中在是用工抑或合意产生了法律效果。“用工建立劳动关系”规则中的“劳动关系”包含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应当理解为劳动法律关系。借助法律关系论的分析工具,会发现劳动合同和“用工”二者在劳动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合意机制的失灵使得劳动合同的拘束力表现为局限性,劳动合同虽然无法引起劳动关系的产生,但是它为劳资双方提供了合意的基础;而劳动关系建立的实质标准是用工行为,用工行为建立劳动关系来源于劳动法的法律规定,签约向用工的转变恰恰凸显了劳动关系重实际履行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