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日本“生前葬”

近年来,日本“生前葬”逐渐走到大众视野,它是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举行的独特的葬礼。它以葬礼之名举行并保持着一些葬礼的形式,却又打破了葬礼的肃穆气氛,是在根本上与葬礼完全不同的另一套仪式,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民俗现象加以分析。在约翰·赫伊津哈游戏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对“生前葬”仪式活动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生前葬”在对传统葬礼进行模仿、再现基础上发挥着游戏“对某样东西的再现”的文化功能;其次,“生前葬”具有自由、非日常性、自成目的性、时空的限定性、独自的绝对秩序、紧张特质、游戏圈子、神秘气息的游戏形式特征;最后,最重要的是作为游戏本质的乐趣也融入到了日本“生前葬”之中。

从丧礼看妇女在亲属体系中的身份归属——以山东济宁农村个案为例

本文以山东一个农村的丧礼为分析对象,结合当地其他习俗,分析妇女在亲属体系中的身份归属。认为妇女在亲属体系中身份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源于妇女一生中持续的的从其出生家族到其丈夫家族的身份转换过程;另一方面源于她在丈夫家族身份的确认是非天赋的,受其他很多机动因素的影响。

通往天堂之路——中世纪英国死亡仪式探微

死亡仪式因其承担的文化功能而成为人类学家理解人类社会的视角之一。西方的死亡仪式在中世纪早期完成基督教化之后,主要围绕如何救赎灵魂展开。按照阿诺德·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中世纪英国的死亡仪式包括分离、阈限和聚合三个阶段,即准备死亡(与上帝和解)、丧礼(祈祷和埋葬)和追思(七日追思、月追思和周年追思)。中世纪英国的死亡仪式反映出当时的大众心态、社会等级结构,并具有使生者缓解焦虑情绪、团结共同体的功能。因此,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中世纪英国死亡仪式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

传世文献中的"行"和"大行"都与丧礼有关,表示死者远行不返,因而成为死亡的讳称,历代文献中的其他解释不足为训。前代所谓"大行之称,起于汉氏"的说法,实为误识。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自铭为"行器"者,其功能可与《仪礼·既夕》中的记载互相印证。青铜"行器"的用途绝不限于征行、燕行等,它们也可视为随葬的"遣器"。"行器"自铭出现的高峰期正是春秋时期,而《仪礼》所反映的礼仪制度在时间上大致可以契合。

论回族“归真”仪式传播的功能诉求

"归真"仪式是回族特有的一种丧葬文化,在世代传承的严格有序的仪式传播过程中,接受者与参与者共享神圣的伊斯兰文化洗礼,达到联接过去、承接传统、关照未来、慰藉心灵的目的。"归真"仪式将回族穆斯林凝聚在一起,情感和思想得以交流融合,信仰和文化得以坚定推广,穆斯林复命归真、视死如归的人生态度得以诠释验证,从而使这一仪式的传播功能诉求有了深刻而广博的内涵。

刍议现代化殡葬的殡葬仪式

现代殡葬应该以揭示生命的本质作为重要任务,殡葬仪式是这个任务的理想工具。现代殡葬仪式在传统与现代、希望与现实中寻求妥协和折中的努力被个体思潮和技术工具所颠覆,造成了自我分裂。根据现代殡葬仪式的症状和病因,结合仪式的基本理论和现代化社会的时代精神以确立殡葬仪式变革的理念。殡葬仪式行为方式应该随仪式的行为基础——殡葬活动发生变革,也应随着殡葬活动的现实基础——社会实践发生变革。仅具备单一情绪抚慰效能的殡葬仪式已不能担负起立体的、丰富的情感重量,殡葬仪式应该加载全面的人生智慧教育。殡葬仪式亟待重建。

丧礼中的女性——以《仪礼》《朱子家礼》记述为例

丧礼是传统礼仪的重要部分,主题是"慎终追远",以庄重的仪式表达对亡者的悼念,寄托亲友的哀思。在中国的礼仪记述中,《仪礼》和《朱子家礼》书写了女性在丧礼中的社会分工与角色安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理想,表达了制礼者规范社会行为的目的;两部典籍通过各种活动和细节展示了当时社会现实与建构之间的关联。

莎士比亚式的荒诞剧——读尤内斯库的《国王正在死去》

死亡和爱情一样属永恒的主题。尤内斯库视死亡为最可怕、最荒诞的事。《国王正在死去》以雄浑的风格、浓郁的诗意和苦涩的幽默,探讨了人在死亡面前的困惑感和荒诞感,体现了古典与现代的美妙结合,成为一部莎士比亚式的荒诞剧。

在仪式中获得永生的有限存在者——关中丧葬仪礼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扶风丧葬礼仪是乡民社会小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丧葬仪式中,逝者的文化身份在"血地一体"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中得到准确定位,在繁复多样的仪式中,痛失至亲者的情感得以宣泄,并获得精神的慰藉,个体对于死亡的恐惧得到克服。丧葬仪式实现了个体生命的象征性"永生"。

藏族社会的死亡与丧葬仪式

译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藏族社会与死亡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仪式活动，包括葬式占卜、清洗及捆缚尸体、亡灵超度，以及尸体处理等仪式。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藏族社会与死亡、灵魂转世相关的一些宗教现象，以及天葬、火葬、水葬、土葬、塔葬等丧葬方式。作者还讲述了从甘托克到康宗、日喀则沿途的宗教文化及其内心感受。

巫术仪式与阈限焦虑——以疾病和死亡为例

泛灵论阶段的人类在焦虑的驱动下,将思想万能法则付诸实践,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转向动作本身"。这种转向形成一种行为——巫术仪式。巫术仪式实体具有阈限的特征,阈限体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威胁。不确定性、模棱两可带来的焦虑是一种阈限焦虑,阈限焦虑不但存在于"门槛之外"的实体上,还存在于"正在迈过门槛"的实体上。

葬礼:面对死亡的社会安排——城市环境下葬礼仪式浅析

通过实地观察和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访谈,描绘了天津市城市内部现有的国家规范框架下葬礼仪式的具体过程以及附着在这个框架下的民间习俗的现状,试图通过对国家规范框架下的"正式"葬礼仪式及与其相对的"非正式"仪式——家庭告别仪式的程序形式的简略描述,展现在城市中普通个人的葬礼基于公共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场景所采用的不同仪式过程。这是民间习俗对规范仪式的补充,同时也是"正式"规范对这种"非正式"实践的通融和消化。在描述现状之外,作者试图讨论蕴含在葬礼仪式中,不同死亡个体的葬礼仪式形式、规模及参与者等方面的区分所展现出的一种社会对死亡个体生前所处社会结构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反映了仪式所处社会背景的秩序和结构,也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判断标准。

沂南汉画像石墓的画像时空布局及其丧葬文化观念

画像石墓作为墓葬艺术的主要形式,是了解当时历史习俗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渠道,也是研究当时丧葬制度和人们生死观的主要依据,是探究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物质文化载体。位于山东沂南的画像石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经科学发掘的墓葬,是难得的全墓室图像保存完好的多结构墓室,为研究当时墓葬礼仪提供完整空间图像材料。墓室作为死者的归宿始终在民间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代时,人们在生前就已开始为身后居所筹备,可见墓室不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和宗教理念,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需求和生产力的进步。

孔子的死亡思想研究

死亡是人生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哲学家们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之久的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他对此问题也非常重视。在他的死亡思想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应该顺其自然,无所作为,而应该重视此生的道德修养和追求,以超越死亡来达到不朽;并且由于重视此生,他的鬼神等死后世界的观念比较淡薄。他的死亡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客观全面的评价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死亡的诱因 再生的仪式——对《古舟子咏》中“阈限”的解读

用阈限理论对柯勒律治的名篇《古舟子咏》进行解读的结果是,通过对诗歌中阈限状态的划分,说明"阈限"不仅是导致老水手悲剧的直接原因,也是老水手精神上获得再生的一个必经仪式。

体化实践与传统的再造:社会转型中民间仪式的结构功能变迁--基于赣南G村两起生死仪式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G村两起生死仪式的案例分析发现,在日益个体化的村落社会,民间仪式经历了“结构—反结构—再结构”的转型。村落社会通过体化实践的传承机制,依托社会边界的强化、社会记忆的传承及个体情感的“表演”等路径,实现了民间仪式的结构生产。但在村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生死仪式的事件化呈现、仪式价值的去魅化及仪式功能的功利性等特性不断显现,民间仪式在实践中又呈现反结构的面向。在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也在城镇化的解构中进行重构,情境性共同体的建构也就成为生死仪式再结构化的重要体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的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充分尊重乡村社会的内生特性,进而引导村落共同体的现代化转型。

临终关怀的实践与表达:基于甘肃H镇裕固族仪式经验的分析

随着疾病谱的转变和医学人文思想的复苏,临终关怀模式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基于甘肃省H镇裕固族仪式经验的分析表明,在我国民族地区的文化系统中本就蕴含着临终关怀思想。临终关怀是关乎个体的一系列关怀,经由特定仪式中不同阶段的习俗表达出来。除了临终阶段的关怀,过渡阶段、祭祀阶段的仪式实践与表达也属于临终关怀及其延伸,这套关怀背后是基于生死观认知的凝练和表现。通过临终关怀的建构与实践,结构主义将其视作重组社会结构和实现个体生命升华的过程,也是由社会结构的不断破损和持续重塑衍生出来的实践结果。将蕴藏于民族文化中的临终关怀模式引入现代临终关怀服务领域,可为推动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临终关怀的发展提供可行性思路。

从藏族丧葬黑白净化仪式中看多元宗教哲学思想互动--以安多贵德常牧地区为例

文章以贵德常牧地区在丧葬出殡期间举行的黑白净化仪式为考察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细述了该仪式的完整过程,并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该地区盛行的黑白净化习俗实际上是一种沐浴、熏香、蒸浴相结合的独特净化仪式,是多元宗教在该地区长期互动的结果,呈现了习俗具有的浓郁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

死亡的生态政治:新加坡丧葬改革中的土地与情感矛盾

以新加坡丧葬改革为例,探讨死亡和宗教背后的生态政治、情感矛盾和土地使用问题。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情感在塑造环境政治中的作用,但宗教与死亡作为一种社会情感力量却没有引起生态政治学的重视。本文认为死亡(包括丧葬和死亡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与生态政治现象的交织,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反映人类认知自然的精神景观(例如风水);同时,如何定义“合适的”丧葬方式又是一个与自然、土地和情感相互纠结的权力博弈过程。本文首先阐述了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利用生态政治话语对华人传统丧葬及其仪式进行世俗化改革,使得“死亡”可以从宗教领域中脱离而被纳入国家环境治理与生命政治的框架内。其次,研究关注新加坡华人如何响应国家的丧葬改革(特别是海葬的推广)以及如何对丧葬背后的情感、宗教和伦理问题进行协商。本研究将死亡议题引入生态政治学研究,思考丧葬背后的生态政治对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