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夷夏之辨的转型与大同论述的兴起

清末民初“列强环伺”的“大变局”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深刻巨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传统夷夏之辨的转型。以夏化夷的主张从中心走向边缘,夷夏文化混合论则从边缘走向中心,是这一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变化。夷夏之辨的转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将欧美文化纳入夷夏之辨的框架,转变为东西方文化论战的新框架;二是重新阐释大同,以大同观念作为容纳和消化全球多元文化的基本框架。在这些知识转型过程中,既有“文化边疆意识”的兴起,也有对此种意识的超越。

多元视野中的民族声乐唱法

在多元文化视野中,中国民族声乐唱法应在重视本民族传统唱法的基础上,用开放、豁达、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多种不同形态、不同层面和不同趣味的唱法的创新,以丰富民族声乐艺术的内涵,让中国民族声乐与时代接轨,与国际交融,朝着更宽广的道路发展。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三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政治理念。19世纪末顽固派以此作为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挡箭牌 ,对历史发展起着阻碍作用。20世纪初革命派以此为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武器 ,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夷夏之辨 ,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思潮演变的主旋律 ,是全方位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

敢创新说 追求真理——周谷城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学术大论争

周谷城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与历史学家。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政治批判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熟知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了“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学术观点,虽然由此而引发了大的学术论争,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对方辩论,真正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学者的学术良知与无私无畏的学术勇气。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经典阐释的三个维度——柏拉图《法义》的真伪之争、版本源流以及解读路径研究

19世纪以来,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成了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柏拉图生平最后一部作品《法义》(旧译《法律篇》)成了众矢之的。有一批学者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证明《法义》是"伪篇",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的学者力证《法义》是"真作",随之而来产生了大量不同学派的翻译版本,不同的解读版本,为我们呈现出《法义》文本研究的不同面相。本文关注的是《法义》的真伪之争、版本源流以及解读路径三个主要问题,通过解释经典文本阐释的三个维度,以期复归古典思想之"客观"面貌,反映现代研究者的思想路数,揭示《法义》的解读门径。

论先秦和古希腊的言辩修辞

我国先秦和古代希腊时期在修辞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通过从言辩修辞的角度出发,对这两种不同的言辩修辞文本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先秦和古希腊在修辞方面的共性,二者存在以下共同点:言者的智慧性、言辞的雄辩性和言效的理想性;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二者存在的不同点分别为:社会性和本体性、利益性和知识性、精英性和大众性。对先秦和古希腊言辩修辞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对整个修辞学体系系统性的认识和把握。

辩论与逻辑的内在关联及其溯源

辩论是用语言判断是非、探求真理的活动，具有论点的针对性、主体的攻守性、角色的表现性、语言的逻辑性、思维的敏捷性等特征；逻辑思维是辩论的思想基础，辩论是逻辑的灵活应用，求异思维是应用逻辑思维的创造性表现；辩论与逻辑相互推进的内在关联历史修久，源远流长。

柳州路文宣王庙碑辨异

唐元和十年(815)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所撰《柳州路文宣王庙碑》,()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重立,今称《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是国内现存最早收录柳宗元石刻画像和柳宗元修复文宣王庙全过程的石刻。

评东周政体与传统玉德理论的建立

深入地了解东周政体的变化在促进玉器发展上的作用 ,对于丰富中华玉文化思想理论的积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西周历史的回顾 ,阐述了东周政体的特点——“礼崩乐坏”和“百家争鸣”,以辩证因果关系的推理和考古文献的引证 ,论述了“礼崩乐坏”与玉器繁荣的关系以及“百家争鸣”与新的玉德观的建立 ,并对东周玉器类别的变化特点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考证。认为我国东周政体的急剧变化对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与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

“风闻言事”新论

“风闻言事”是中国封建时代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的监察制度,其兴起与演变的过程,历来说法不一。现代历史学者周一良依据《后汉书·蔡邕传》《续汉百官志》等资料,认定“风闻言事”源于东汉蔡邕向汉灵帝上《封事》提出的“三公谣言奏事”建议。但“谣言奏事”的用途在于考核官员殿最,与御史的监察职责关系不大。从梁武帝发布的《天监诏书》可知,梁武帝鼓励御史“风闻言事”,目的在于纠弹有罪。这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派出“绣衣直指”查处有罪官吏的做法,其重用酷吏严刑峻法,让他们充当揭发百官罪过的“耳目”,与“绣衣直指”被赋予专办案件特权的用意相辅相成。由于御史“风闻言事”即使罔顾事实也享有免责特权,这一制度设计漏洞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故实行以来一直争议不断。

异论相搅与共识建构:宋代政治协商理念及制度实践

作为宋代最具“近世精神”的政治观念之一,异论相搅较少获得史学界留意,且多被解读为分权御臣的帝王术和党争祸乱之源。从观念构设和制度运施看,异论相搅可视为一种具有协商性质的政治安排,鼓励多元意见表达、协商,藉由多元熟议建构共识、“共定国是”。宋代形成了一套由理性规范、言制体系担保,“公论”与舆论桥接,“异论”与“致一”平衡的政治协商框架,推动异论相搅通往共识和秩序,进而增进权力正当性、合理性与有效性。此一安排历经两宋三百余年操运、检验,虽有价值预设和制度实践上的历史囿限,仍可为构建现代协商政治体系提供厚实的思想资源。

朱陆争辩钩沉——兼析陆九渊心学的理论意义和重要价值

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分歧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由于对“理”的理解不同,朱陆在“为学之方”上存在分歧——朱“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谈“穷理”(“道问学”),陆说“明心”(“尊德性”);在为学目的上也有分歧——朱以穷理修身为读书之目的,陆把读书为学归结到实理实事上。二是由于对“气”的理解不同,朱陆在为学宗旨以及修养方法上存在分歧:陆讲“尽我之心”“易简工夫”,朱讲“存天理灭人欲”“格物居敬”。三是朱陆对“心”的理解不同,朱熹有“道心”(义理之心)、“人心”(物欲之心)之分,象山认为“本心”既是道心也是人心,二者合一。四是朱陆关于本体的争论,即世界的本原是无极还是太极、阴阳是形器还是道。

“唐宋诗之争”的文化溯源

唐宋诗之争的论争性有滋其生的文化因缘。首先,擎受轴心作用的《易》之变易意识乃是促成唐宋诗之争发生的观念根源,而宋代《易》学与《孟子》汇通形成的义理内蕴及新铸的理性精神则如两翼一般更加强化了宋诗内涵与唐诗之别。此二者导致了唐宋诗之争的"必有争"。其次,"经""文"理念的转型是促成唐宋诗之争发生的重要因素。宋人潜心以新的"经""文"理念替代汉唐旧的"经""文"理念,即注重致用义理,官、文、学三者一身的宋人身份与强烈精诚的个人修养意识。唐宋经文观念的碰撞、对比及后世对两者的取舍、选择和融合导致唐宋诗之争的"须有争"。最后,两宋"士"精神的形成与发酵、当时强烈门庭意识与"帜别则辩"的时代风气则主观上促发了唐宋诗之争的"能有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