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界首次学术争论的回顾与审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术界围绕武术的历史、性质、技术改革等议题,开展了一场学术争论。争论以辩争“太极拳的源流”开始,随即转入“武术技术问题”的大讨论,最后以《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文章的发表而宣告结束。经过辩争,学界在武术性质、技术创新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武术大众化”的改革路向,为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而言,争论在“大鸣大放”政策下呈现出较强的学术特征,基本厘清了武术“从旧到新”转变过程中的问题与困境,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坚定了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根本任务发展武术运动的信念,但时代的特殊性也使争论“议而不决”,遗留了一些学术史理论问题。这场武术争论并非个人意气或群体利益之争,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运动发展方向之争,在武术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左翼和“第三种人”“文艺自由”话语的生成与转换

“第三种人”最初将“文艺自由”放在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对立逻辑中展开。周扬和胡风稍后将文艺的阶级性和真实性联系起来,提出“主题积极性”命题,以艺术真实论拆解“文艺自由”理论根基。“第三种人”则更新己方观点,他们反对限制题材,认为只有“文艺自由”才能保证艺术真实。周扬和胡风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挪用到文艺领域,深化了对“文艺自由”的哲学理解,但具体论述并不一致,且对“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是他们论争过程中发生矛盾及引起典型论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时代和理论局限,双方没能有效回应一些质疑,但关于“文艺自由”的理论对话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带来了一些有益启示。

论1927年至1937年台湾左翼思想的发展及问题

1927年至1937年,台湾左翼思潮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了明确的左翼思想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以及认识论的左翼立场、左翼美学经验。然而,这一时期左翼运动发展并非是"一味高昂的战斗",而是充斥着复杂的形态。而关于左与右的分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乡土文学与大众文学,以及对民间文艺的征用与影响等重要命题的阐释,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时期台湾左翼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复杂性的理解与认知。

自由之轭:从胡秋原参与的两次论战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胡秋原是一个被研究者忽视的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所提出的有关文艺思想及历史哲学、文化批判观点值得关注,而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局中也面临着"理论的时空局限性"困境。考察胡秋原在两次论战中的论述,探讨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意义。

耐人寻味的沉默与友善——论“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的态度及其原因

在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第三种人"是持续关注和批判的,而对"自由人"胡秋原则保持沉默,并且在事后显出友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胡秋原的文艺观点、文学评论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某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上二人具有相通性:对于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认同,对于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辩证理解,对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接受等等。鲁迅和胡秋原在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关联与交错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而鲁迅与左翼主流理论家们对待胡秋原的差异则显示出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

话语权力之争:文艺论争的一种隐形形态

文艺论争贯穿了整个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这些论争的起因既包含有意识形态与美学观念上的分歧,更蕴涵着话语权力争夺的因素。从创造社挑战文学研究会、革命文学攻击鲁迅、茅盾、自由人第三种人对付左联的事例中,可以发现话语权力之争是激起多次文艺论争的潜在心理动因。

自由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要求——论“创作自由”

改革开放三十年给我们留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重要的宝贵经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当前文艺领域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切实贯彻"双百"方针,重提"创作自由"。我们不应当忌讳"自由",更没有必要讳言"创作自由"。"创作自由"的"自由"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范畴,是一种创作的状态和境界。"创作自由"既是文艺繁荣的条件,也是检验文艺是否真的繁荣的标尺。

跨海之旅:胡秋原文艺观简论

胡秋原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文艺理论家,在1930年代与大陆左翼文艺展开的文艺自由论辩和19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均有较大影响。其文艺理念兼具自由观和民族主义特征,即:提倡文艺自由,反对文艺服务于政治宣传;坚持民族本位,主张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建设民族国家的文艺。本文尝试梳理胡秋原文艺思想脉络,从1930年代和1970年代他的文艺论述相对集中的两个时期展开叙述,考察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的具体表现形态,进而思考民族主义文艺理念与文艺自由观在两岸的境遇。

文艺论争视域下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年鉴》解读

在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艺年鉴是20世纪30年代由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第一回)1932年》,此后还有北新书局的杨晋豪编纂的1933-1936年度《中国文艺年鉴》。20世纪30年代是思潮迭起,众声喧哗的时代。在文艺论争视域下反观由个人编纂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年鉴》,我们可以看到微妙的偏重与忽视,这犹如一道缝隙,透过它,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驳杂景象。

含混纠葛的“国民文学”论争与纷纭杂沓的“后五四”图景

20世纪20年代前期,在一批创造社作家和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之间,围绕着“国民文学”发生了一场论争。“国民文学”观提倡者既强调对本土与传统的艺术资源进行回望吸收,也强调用文学去描写时代动向、参与社会改造,还强调以一种志业的严肃态度从事于文学创作,这可谓是“国民文学”观的三大面向,它们分别可类比为“文学的国语使命”“文学的时代使命”与“文学本身的使命”。由于“国民文学”观本身的意义极为含混,由此展开的论争就显得绞缠纠葛。而相似的内容与概念在“后五四”诸人那里也是言人人殊,于是互相驳难的情形也在当时的文化圈与思想界激烈上演,并导致了“后五四”知识界的思想分裂。最终,重审“国民文学”论争便导向了对纷纭杂沓的“后五四”图景的历史重返与深入打量。

1950年代现实主义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文艺报》

1950年代国内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以其绝对的权威性通过译介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50年代国内文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现实主义论争产生重要影响,探讨《文艺报》在传播苏俄文学文论从而影响国内现实主义论争进程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及其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重视期刊传播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1940年代美国华侨文艺的论争及意义

美华文学在1940年代进入一个发展高峰期,美国华侨文艺界就"华侨文艺"有较多的论争。本文立足原始资料《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华侨文阵》等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还原1940年代美华文艺界对"华侨文艺"的定义、文化渊源、素材提取、写作方法等各个方面的论争及观点的不断修正。1940年代美华文艺界对"华侨文艺"的论争反映了他们自觉的理论探索意识,为确立美华文学的独特内涵所做的努力。

“赛伯空间”与文学问题——读《网络文学论纲》

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家族中不可忽视的一名新成员 ,《网络文学论纲》对之的系统研究和原理建构具有创新意义。尽管如此 ,网络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和有关的网络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论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理性功能

文艺意识形态不但具有认识性,而且具有实践性。从实践性角度来看,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主要体现为一种实践理性功能。通过对人的思想行为所起的定向与调节作用,它确证了人的自由自觉的以及超越的本性。情感体验是它的基本方法论特点。

文艺思潮中的“古今之争”谈片

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与今、继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明屠尔诺与钦提奥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中国明朝的前、后七子的古今之辨,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通过"返回现场",探讨中西方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今之争的真正原因,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与创新等同于错误与正确。不能用进步论的模式来否定传统,理性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积淀的"零点"开始。只有深受传统的濡养,又不乏创新的激情,创造力才有其茁壮的"根"。

1950年代典型问题论争与《文艺报》

1950年代,《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的文艺信息使典型问题在国内引起注意,为国内典型问题论争创造了舆论氛围。同时,《文艺报》还积极译介苏联的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及文学作品,创造关于典型的理论导向,对典型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媒体创作自由的艺术规约

新媒体文艺的创作自由,不只关乎媒介变迁的技术认知,更蕴含着人文审美的艺术哲学。无远弗届的艺术传播自由、"拉欣赏"的艺术选择自由,以及"间性主体"的艺术交往自由,让赛博空间的文艺创作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但创作主体文艺创造力的限度、新型媒介的表达限度和文化资本之于艺术适恰性的商业限度,又让新媒体创作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并且,新媒体文艺的跨界与规制,创作者的自律与他律等,均彰显出创作自由与艺术规约之间的逻辑统一性与艺术必然性。

“为社会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析两种艺术观在战后马来文坛的交锋

在文学领域里,关于艺术的目的和功能这一问题,如“为社会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两种观点的论争时有发生。从二战结束到独立前夕这一时期(1945年8月至1957年8月),马来亚社会经历了巨变。在这一时期的马来文坛上,两种艺术观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交锋,马来作家因此分化为两个阵营,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对现代马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分析,可以总结出现代马来文学的主流指导思想并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继承路径研究

在中国文学作品的发展中,传统文化的融入和继承是比较典型的状态,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也为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养分。在现代文学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有比较显著的表现。立足于现代文学发展和文学作品的特征,分析现代文学作品中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诠释与衍生,同步分析具体的传承路径,以便基于文学作品为传统文化的宣传发扬找到更加合理的传承方法。具体来说,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传承表现在文化思想维度、艺术形式维度。同时,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对传统文化的层次进行了延伸和拓展,主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体现的自由平等的追求、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为典型代表。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