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以文为诗”话题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展开

杜甫开启了中唐诗歌“以文为诗”的转型。由于杜诗的核心地位,“以文为诗”话题也成为中国诗学展开的一个核心支点。表面上看,“以文为诗”是诗、文技巧的互渗;实际上,在宋代以后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演进史上,许多重要的作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以及元明清的重要文学理论家都参与了相关讨论。此话题又与杜诗学、唐宋诗之争、“诗必盛唐说”纠结在一起。“以文为诗”话题的激烈争论,加深了对诗、文两大核心文体和文学体性的认识,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展开与演进。“以文为诗”话题透露了中国文学从古典抒情传统向近代叙事传统的转型密码。

《归潜志》与金代文坛的文学活动

刘祁的《归潜志》在为金代中后期诗文作家立传的同时,还记述了当时文坛的各种文学活动。在以赵秉文、李纯甫为领袖的金代文人核心群体之中,又包含有许多交汇、重叠的文人创作群体。围绕这些群体开展的多种文学活动,不但密切了文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且增进了文人之间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为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观点的碰撞争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正是金代"诗学为盛"的原因之一,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刘体仁窃书辨诬兼及其它

传世宋蜀刻本唐人诗文集中有一部分书上钤着清初著名诗人、收藏家刘体仁的印章,有研究者即据此认为是刘体仁借入宫阅书之便窃出而占为己有的。其实,有充分证据显示,早在明代后期,宋蜀刻本唐人诗文集就从明皇宫藏书的文渊阁中散出,而后才被刘体仁收藏了若干种。

1917年南社唐宋诗之争原因探微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聚讼不已的公案。1917年,发生在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不仅结束了这场公案,而且凸现出同光体与南社之间深层次的分歧。在诗学风格上,同光体诗人多关注诗歌的终极性关怀,而南社注重诗歌的当下性意义。在诗学理论思想上,同光体诗人则多倾向于以儒学经典为其诗学根柢,因而多尊孔,而南社内部宗唐诗人许多倾向于墨家思想。因而,在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与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影响下,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由最初的诗学论争,逐渐演化为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

“坎曼尔诗签”真乎,伪乎?

我国新疆出土于唐代元和年间的“坎曼尔诗签” ,在70年代初期于北京展出后 ,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 ,但也产生了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论。本文围绕“诗签”的真伪问题 。

《击鼓》诗旨的千年论争史略

上自汉代,迄于当下,“袍泽之谊”抑或“室家之情”,《击鼓》诗旨的论争持续了二千余年。从经学时代,乃至现代研究,两种观点层见错出,各有影响,然终无定论。这个过程的背后,实际取决于今古《诗经》学派、郑王之争、汉学宋学、经学文学等解释差异的综合影响,而绝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在不作事实判断的前提下,“室家之情”终成主流,“袍泽之谊”又屡被提及,前者之兴,及后者之回溯,其间原因,亦值得思考。

李杜优劣论争的背后

李杜优劣论争反映了中唐韩愈与元、白两大诗派在诗学观念上的差异和竞争。韩愈对李杜优劣说的批判也包含了对讽谕诗创作的不以为然。但尽管如此,他们的诗学思想在同时代仍最为接近。在贞元、元和诗坛上,他们是前后相继的接力者,分别代表了这一时期诗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

“快乐缔造者”的两难处境——《聚敛者与挥霍者》吟游诗人叙事者研究

《聚敛者与挥霍者》是一首重要的中古英语头韵体梦幻辩论诗,仅存于一份手抄本之中。本文以两个校勘者对手抄本中同一行诗的不同理解和处理为切入点,探究《聚敛者》的作者作为吟游诗人——"快乐缔造者"——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依附于王室宫廷或贵族庄园,为王公贵族吟诗作曲,需要取悦贵族听众,另一方面,出于一位严肃的吟游诗人的职业期许,他也想要关注现实和真理。这样的两难处境解释了诗歌中大量出现的遁词和曲折表述。

胡先骕与1917年南社唐宋诗之争考述

1917年的南社唐宋诗之争,除了从诗学与政治的宏大层面考察外,也应当从具体细微的角度去认识。对胡先骕的诗词风格、南社内部的宗宋诗风以及胡在唐宋诗之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分析,促使人们在政治与诗学之外,更清楚地了解整场论争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隐藏的偶然与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