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宏观冲击与内生关联下的行业债务负担率演化差异分析

文章根据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行业债务负担率变化经验事实,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行业间债务负担率的动态关系以及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对上、中和下游行业债务负担率的冲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下游行业债务负担率对其主要上游行业冲击的响应值较大,响应正负方向不一,而反之较小,且方向基本一致;上游行业整体债务负担率对M2、银行长期贷款和居民储蓄的冲击相对敏感;下游行业对银行短期贷款、居民储蓄、税收和零售总额较敏感;中游行业的响应值基本介于上、下游行业之间。结论还表明,房地产行业的债务负担率易受M2和银行长期贷款波动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负担率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动态标准研究——基于西部Y省县域非线性Panel Data模型

政府债务负担率标准并非固定,主要由债务边际社会成本与债务边际社会收益相等决定,如果其边际成本降低或边际收益提高,债务负担率标准将提升,相反会下降。本文将地方政府债务置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框架下,通过对西部Y省106个县域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时间段对应的债务负担率标准不同,2005-2006、2007-2008、2009-2010分别为14.28%、11.98%和14.16%,同时也发现各地地方政府在竞相超越既定债务负担率标准举债,带来较大的债务风险隐患。因此,防范我国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重视两个问题:一是根据各地实际债务边际社会成本和收益,制定动态债务负担率标准,用于债务风险的监测预警;二是在解决实际债务负担率较高问题上,重点要从数量上化解债务转化为从质量上提高债务边际社会收益和降低债务边际社会成本。

中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的测算研究

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的条件下,我国于2008年重启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持续较长时间,但由此导致的财政风险将对积极财政政策能走多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模型推导基础上,对我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进行实证测算,认为运用《马约》中所谓的"国际警戒线"来判断中国财政风险状况并不科学合理。主要研究发现:(1)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线分别约为4.05%、49.05%,这与《马约》中的财政标准有较大差异。(3)以测算出的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为评判基准,发现目前我国财政风险状况尚处于可控的、安全的区间,如2008年我国实际的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尚与警戒线值分别相差约3.68%和31.33%,即具有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

当前财政风险分析及其防范

财政风险是指国家在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以及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造成损失和困难的可能性。我国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赤字风险、债务风险、或有债务风险。我们必须警惕财政风险,加强财政风险研究,同时要准备必要的应对措施,注意防范财政风险。

国债利率对债务稳定性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概括了1981年至2003年我国发行国债所引起的债务负担情况,并分析了国债利率与债务关系的相关理论模型。然后在推导多马国债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自1981年以来国债发行利率对债务稳定性的影响的定量关系。分析表明:当国债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国债所引起的债务负担呈现发散性;当国债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时,国债所引起的债务负担将呈现收敛性。文章认为,近年来我国通过发行国债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现阶段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要性并不大。

我国国债规模的现状及趋势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国债政策,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筹集资金用以加大公共投资支出。这对推动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债余额增长速度过快,偿债率和国债依存度指标已处于高位,所以应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降低财政的债务风险。

以价值体理论为视角透视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的本质是低经济增长与高社会福利及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支付危机。解决此次欧债危机,必须运用价值体理论降低宏观税负,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强还债能力;量入为出,建立与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降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促进价值体的均衡发展,从而减少贸易赤字。

国债规模分析

本文分析了国债发行规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我国国债市场规模问题浅析

由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增长较快从而引发了国债依存度以及国债偿债率过高等问题,而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将是一种较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的政策选择。因为财政支出的更大比重应来自税收而不是国债,所以缩减国债规模就会涉及到税收体制建设等问题。因此,较为现实的选择只能是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以及改革税收体制,并进而使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以较好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