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市场化债转股化解企业财务困境研究

2022年5月,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指出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盘活闲置低效资产,重申了新一轮债转股的重要作用。文章分析了市场化债转股在化解企业财务困境中的独特优势,梳理了市场化债转股的实施目的、主要功能、操作模式及适用对象,探讨了市场化债转股化解企业财务困境的效果和实施路径,以期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化债转股的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债务重组准则的变革分析及实施效果评价——基于沪市ST公司2007年年报分析

2007年是我国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系实施的第一年,其中债务重组准则的实施运用备受关注。本文在分析债务重组准则变革的基础上,以沪市96家ST公司①2007年年报资料为依据,重点对新债务重组准则的实施效果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一种部分碳税机制的经济分析

基于目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困境提出一种部分碳税机制，这种机制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缔约国大会第三次会议所形成的京都议定书第１２条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的雏形清洁发展基金（ＣＤＦ）有相似的特征，即要求附件Ｉ缔约方为实现公约的目的和体现公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论票据支付与原因关系债权之消灭

票据支付与原因关系债权的关系如何,理论界对此似有通说,作者认为需商榷,认为首先应将此关系放在两种情形下讨论。在第一种情形下,由于当事人在原因关系之债中的明确约定使得票据的支付导致原因债权的消灭,比较简单。更值得探讨的是在第二种情形下,当事人对于清偿既存原因之债的方式未作任何约定,那么支付票据将会对原因债权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为支付票据亦会消灭原因债权,但真正对原因债权产生影响的不是票据的支付,而是在当事人间多是通过默示达成的票据债权清偿协议。文章进一步认为该协议的性质应该是代物清偿,并提出该协议的具体适用方法,即债权人必须先用尽票据上的权利,才能行使非票据上的权利。

关于安康民事案件执行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民事案件执行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对安康基层法院2008-2010年民事案件执行情况调研后认为,安康民事案件执行立案和案件执结率逐年上升,执行状况良好。为进一步提升民事案件执行力,根据安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和地理状况,安康的民事执行除采用多种强制方式外,应加强执行和解与劳务代替债务的执行方式。这样既有利于当事人关系恢复,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1997年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梗阻的成因分析——兼论我国国债的公开市场业务发展

1997年后我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出现了梗阻,所起的作用远不尽如人意。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一个间接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主体的国债市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基本依托。我国国债市场在规模、流动性等方面发展滞后,仍是一个不成熟、不发达的市场,这使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产生梗阻,严重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

平政院、苏浙路债权团与苏浙铁路债务积欠案

从1913年江苏铁路、1914年浙江铁路收归国有开始,到1936年铁道部将苏浙路末期债务还清,前后持续二十余年。1920年平政院作出的裁决并未有效改变交通部归还苏浙路路债的困局,其中平政院自身执行力的不足以及军阀将路款挪作他用是主要原因。通过对1913至1936年苏浙铁路路债积欠案史实的还原梳理,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力求以个案的形式展示北洋政府在权势羸弱情势之下无法履行法律债务的现实。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新生债务的性质探究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是重整程序制度价值落实的关键期间。现行《企业破产法》规定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相关债务为共益债务,但学界对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新生债务的性质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存在共益债务或普通破产债权的不同裁判。重整计划是法律规范性与契约自治性交互影响的产物,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虽不属于重整期间,但仍处于重整程序之中。基于债务人经营活动维系和民事相对人信赖利益保障的考虑,应当将新生债务认定为共益债务。此外,为消解因债务人道德风险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要综合运用民事撤销权、破产无效行为制度、重大财产处分行为制度,并强化信息披露义务。

运营时滞、债务协商和可转债融资企业投资决策研究

在运营时滞的背景下,将债务协商机制引入到利用股权和可转债融资的上市企业,建立动态模型分析企业的投资问题。数值分析表明:在相同的运营时滞下,如果股东谈判能力较弱(强),相比于破产清算,债务协商会加速(推迟)投资;项目首次投资成本和股东谈判能力会同时影响运营时滞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当首次投资成本低时,随着运营时滞增加,较强(弱)的股东谈判能力会推迟(加速)投资;当首次投资成本较高时,运营时滞增加会推迟投资,但股东谈判能力越强,推迟程度越小;债务协商可以提高实物期权价值,并且实物期权价值和股东谈判能力成正比,和运营时滞成反比。

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的几点建议

债务重组是资产重组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众多的老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必须经历的一个重要步骤.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必备债务标的明确和债务重组在资产价值方面具有可行性两个步骤,在此基础上,还要详细的制定可行的方案,并请有力的团队来实施方案.

刑法中不履行债务行为犯罪化现象之分析

我国刑法将不履行债务行为犯罪化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符合犯罪的本质属性,符合国外的相关立法例。但债务不履行行为的犯罪化并非无任何限制。应当遵循个别化原则,以债的履行为主要目的,对侵害涉共同利益和主流价值的债权行为加以规制,并配以轻刑。

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问题研究

当前,新一轮银行债转股拉开了序幕。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尤其复杂,涉及到公司法和破产法的双重性质和应用。从法理和立法上分析,破产重整中银行债转股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和精神,并无明显的法律障碍,但重整过程中银行债权人的个别谈判权和决定权却往往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这不但与市场化、法治化的政策导向不符,更可能为将来埋下严重的法律隐患。

企业债权债务管理系统构建需求与功能实现

文章针对当前一般企业债权债务管理的需求进行分析,认为一般企业债权债务管理主要围绕往来单位管理、债权债务管理、稽核管理、统计查询等展开,基于J2EE等构建了一种企业债权债务管理系统,并对该系统实现的主要功能进行论述,旨在为提高企业债务债权管理水平提供借鉴。

债转股股东退出法律问题探析

一个债转股项目的成功不仅在于债权转化为股权,实施机构顺利退出并实现盈利才是债转股项目真正成功的体现。债转股项目中股东退出的各种理论及实践方式具有一定可行性,但也必须看到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本次债转股实施中,各方应当汲取政策性债转股实施中的经验教训,主动规避法律风险,以贯彻市场化理念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为根本途径,结合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完善、多层次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健全、创新优先股制度等方式完善债转股股东退出机制。

税收监管、经营性关联交易与负债资本成本

以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颁布和实施为契机,以上市公司的关联购销数据为基础,考察了税收监管如何影响经营性关联交易与负债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营性关联交易越多,负债资本成本越高;《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出台后,经营性关联交易与负债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结果表明,税收监管能够通过抑制以掏空为目的的经营性关联交易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降低了公司的负债资本成本。

社会信任、债务契约履行与会计信息治理效应

研究债务契约履行中会计信息的治理效应以及社会信任对这种效应的影响,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生一次长期借款为研究事件,研究发现,借款发生后,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履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信任越低的地区,企业越不被债权人信任,会计信息的治理效应越显著。进一步发现,在社会信任越低的地区,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差,更需要设置基于会计信息的契约条款以监督债务契约的履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信任一时难以提高时,有效使用会计信息使契约得以履行是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机制。

运营滞后与信用担保互换下的项目投资决策模型

在项目投资面临运营滞后以及债务融资约束的情形下,基于实物期权框架构建了企业家签订信用担保互换契约的两阶段投资决策模型。运用动态规划以及均衡定价方法,给出了企业家股权及期权价值的显示表达,得到了两个阶段担保成本满足的代数方程,并进一步分析了运营滞后和信用担保下企业家的最优投资决策问题。数值结果表明：外部运营时滞会提高杠杆率,导致企业家提前投资,同时会提高企业家第一阶段债务融资的担保成本,但会降低第二阶段债务融资的担保成本;随第一阶段投资额度逐渐增大,企业家的最优投资水平呈U型变化,第一阶段债务融资时的担保成本单调递减,而第二段债务融资时的担保成本呈现倒U型;企业家两个阶段的融资缺口对项目最优投资水平、最优破产水平以及担保成本有显著影响。

银行债转股的经济理性与法律制度构建

债转股是挽救困境企业的常用手段之一。为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负债率和银行不良贷款压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推出了新一轮的债转股。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银监会也制定了专门的文件。应当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新一轮债转股既具备了经济上的合理性又具有法律上的可行性。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道德风险的防控、转股定价机制建设、税收抵扣、转股后的退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