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立法中的观念转换与制度支撑

我国当前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需要大力转换传统个人破产观中的错误文化与观念,缓解、消除各方对个人破产法尤其是债务免责制度的误解,使个人破产立法得以顺利启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对传统的个人破产观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承认其合理之处,也要指明其错误之处,并以债务免责的具体制度释明破除对个人破产法的误解与顾虑。我国将建立的个人债务免责制度,不是对所有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不加区分地一概免责,也不是对债务人所有的债务全部免责,更不是在破产程序结束或结束后满一定期间对债务自动免责。免责要有法院的审查和裁定许可,要设定一段监督债务人行为、持续清偿债务的良好行为考察期。同时对债权人的权益通过设置对债务免责的异议权、撤销权等制度予以充分保障。

代位清偿中债务人保护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代位清偿涉及多方利益平衡,从法理和价值角度可以论证债务人保护的正当性。虽然《民法典》第524条规定了代位清偿的规则,但是涉及债务人保护的规范并不明确,存在如何适用相关规范的现实困境。代位清偿限制包括法定限制和约定限制,结合法定限制的目的区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而决定对债务人的保护程度;考虑到多方利益之间的平衡,约定限制只能采取明示形式。通知规则作为保护债务人的方式,明确通知规则在代位清偿中对债务人的保护为对抗主义的模式;通知的主体不仅包括债权人,第三人满足一定条件也可以发出通知。抗辩和抵销规则的适用可以有效保护债务人利益,抗辩分为实体抗辩和程序抗辩,债务人主张抗辩的时间点以通知时间为准;抵销的法律效果并不具有溯及力,而是采纳通知生效的规则,迟延利息和违约金仍应计算。

债权执行中次债务人保护机制之再审视

次债务人在债权执行中不具有统一的法律地位,债权的变价方式与债权执行的进行阶段都会影响次债务人的地位与对次债务人的保护要求。查封债权时,次债务人为协助执行人;拍卖、变卖、抵债变价中,次债务人始终为协助执行人;划拨变价中,次债务人的划拨义务为一种协助执行义务,不履行划拨义务时则成为被执行人;收取变价中,债权确认之前,次债务人身份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诉讼中的被告,债权确认之后,次债务人则为被执行人。对次债务人的实体保护基于对债权性质与债权要素的尊重。对次债务人的程序保护则应基于次债务人在程序中的地位进行分别安排。

论作为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债务人承诺

2016年日本债法改正中对于是否保留债务人承诺作为债权让与对抗要件进行了讨论。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债务人承诺是对抗要件还是权利主张要件,删除承诺是否会造成实务上的不便,删除承诺的话,债务人能否在未收到通知的情况下,向债权受让人清偿等问题上。从审议的过程来看,是否保留承诺作为对抗要件,这一问题涉及将债务人作为信息中心是否会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将债务人作为信息中心是否可行,如果债务人积极参与债权让与,是否应当让其承担一定的风险等债权让与基本理论问题。由于存在较大的争议,最终形成的改正方案对债务人承诺制度没有进行太大改动。

债务人不诚信的认定与规制:基于个人破产试点地区的规则比较与反思

甄别“良善债务人”是各国个人破产立法与司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时下,《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及其他试点法院文件都以反向列举的方式,明确债务人不诚信的表现,据此判断其是否属于“诚实而不幸”的负债者。但比较发现,各地文件所认定的不诚信行为范围过于宽泛,包含了较多与破产事务无关的债务人违法犯罪行为,如危害公共利益、破坏社会秩序等。各地试点法院偏向于通过限制债务人破产资格、终结破产程序的方式对其不诚信之举进行规制,在体现严管态度的同时,亦使国内试点阶段的个人破产制度较之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门槛更高,程序的可延续性更差,甚至呈现出明显的工具性与策略性色彩。未来国家统一立法应从不当行为与破产事务的关联性、行为审查的时间限度、行为表现与情节的严重性等三个维度出发,严格区分破产法意义上的不诚信行为与债务人的其他不当行为,合理界定不诚信的范畴。立法还应针对不同行为实施差异化规制,令性质有异、危害程度不同的行为在实践中产生不同的后果,减少使用破产资格剥夺以及程序终结等过于严厉的规制措施。

论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构建

执行依据会因发生特定事由导致与实际权利状况不一致,继续执行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现有的执行异议、再审之诉、另行起诉等救济手段均不足以全面救济债务人利益。实体争议应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完整的执行救济体系也需要构建债务人异议之诉。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构建需要重点设计管辖法院、事由、主体、提起时间、前置程序、法律效力等方面,以实现对债务人利益的全面保障救济。

林权抵押贷款借贷双方的行为分析——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福建省永安市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从林权抵押借贷双方的行为出发,分析林权抵押参与金融机构的性质、参与程度、贷款规模和贷款结构;不同性质的借方参与林权抵押的程度及变化;以及普通农户贷款的特征。结果表明:林权抵押贷款供给以政策性金融为主,贷款越来越倾向于向资产较为雄厚的林业企业和林业大户;毛竹林成为普通农户的主要抵押物,而以村为单位牵头组织规模化的抵押贷款可以一定程度解决融资成本大的问题。

负债融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最大化

债务融资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融资工具,它所暗含的治理功能应当受到重视。在一定治理结构的框架内,融资决策作为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会改变现有的负债水平。负债融资和公司治理存在互动关系,两者均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文章提出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约束下负债融资和公司治理互动关系的一个框架,多方面分析了在我国制约负债融资发挥治理功能的约束条件。

个人破产者的重生——新加坡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启示

破产者和债权人在各自的利益上通常处于竞争的状态。以往的个人破产法以强制债务人还债为己任,对债务人设定严格的限制措施,使其长期陷于一种"窘境"之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破产者提供一个第二次起飞的平台,让其获得新生已是新的立法趋势。为此,现代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更注重将破产者、债权人和社会三方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综合平衡。新加坡个人破产法律制度"解放"破产者的措施,可为我国建立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提供借鉴。

论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的保护

文章以债权质权性质的确定为前提 ,以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的存在为基础 ,针对我国法理与立法上忽略对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保护的现状 ,以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为例 ,对我国立法进行了检讨。认为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的基础上 ,对我国现行权利质权中的规定加以完善补充 ,使之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期限结构的实证研究

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与公司的价值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本文以部分行业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为期限匹配假说和清算风险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为代理成本假说提供了部分支持,信号传递假说与税收假说并未得到实证结论的支持。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浅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银行业的激烈竞争,商业银行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概念和运作方式。融资证券化改善了信货业务与客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提供了方便,也促使商业银行加快了其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步伐。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逐步成为金融业发展的瓶颈。

协作理念与债务人治愈权的构造

协作理念渊源于共同体主义的价值观,并为"关系契约论"、"共同体论的契约观"所肯认,最终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中变成了现实的法律规定。作为已被国际法律文本确立的"债务人的治愈权",其价值基础正在于契约自由原则所体现的自由观与契约正义原则所体现的正义观构成相倚的两极,产生相互亲和的张力,将现代社会所肯定的协作理念,和谐地体现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债务人治愈权的规则构造,其目的就是在保障债务人实现其治愈权与保护债权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之间达致动态的平衡。

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实证研究

企业的本质是一个多边契约联合体,是由一系列目标不同且可能相互冲突的个体和群体所构成的复杂契约系统。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在不同的利益要求实现方式的作用下,这些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实现程度可能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最终影响企业的绩效。因而,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必须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企业应该采取合适的方式尽量先满足排序在前的利益要求。由于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在面对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各不相同的利益要求时,企业管理工作最大的任务就是合理配置其人、财、物等多种资源,以求在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取得平衡,这种平衡将直接决定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发展。本文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各利益相关者的各利益要求,从而为企业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采取相关措施提供借鉴。

论债务人异议之诉

债务人异议之诉是民事诉讼法理论中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执行救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实务层面,债务人异议之诉也已经为众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所确立。尽管我国于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若干修改,但依然没有设立用以保护债务人实体权利的债务人异议之诉。本文从理论分析入手,结合国外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实务现状,进而阐述我国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求为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深入研究和实务构建提供些许思考。

债务催收中债务人权益的保护

在债务违约危机凸显的大背景下,非法债务催收事件频发,债务人的权益亟待保护。但是,当前催债规范的客体存在局限性,债务催收的主体表现消极,趋于隐身的监管难以应对无序化的债务催收行为,故债务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为此,相关各方有必要积极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有益经验,从制度建设、监督管理和市场自律三个层面,进一步推动债务催收规范的科学制定,更好地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加快自律组织的培育与"债务医生"的兴起,最终在债务催收领域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债务人权益保护体系。

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进路——以对个人破产“条件不成熟论”的批判而展开

目前,学界对于我国出台个人破产制度的条件是否成熟仍有争议,认为我国出台个人破产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的理由主要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不成熟、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不完善、容易诱发大规模逃债现象等。但社会信用体系、个人财产登记制度是否完善并非是出台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个人破产并不会导致大规模逃债行为。目前,民事司法程序中的最低生活保障执行、限制高消费、参与分配等制度已经具备了个人破产的雏形,也为我国个人破产法的出台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我国出台个人破产法应采用一般破产主义和有限豁免原则,辅之以配套的破产法院改革和银行破产规则,以满足法治市场中负产者个人破产制度的需求。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民法地位之展开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民事主体,具有经营网络交易平台、为网络交易活动服务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作为设立和运营网络交易平台的经营者,它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所有权人;在与实施网络交易活动的销售者、服务者形成的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合同中,既是债权人也是债务人;在与第三方机构之间的交易价款托管、信用评价法律关系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

重整计划制定权归属的多元论

数量单一、缺乏竞争的重整计划草案易难产或被否决,危殆重整程序的正常运行。应当将作为最终控制人的债权人、或有控制权的出资人一并纳入适格制定权人范畴。以重整计划的契约属性审视,当前管理人作为制定权的适格主体受到质疑。管制色彩较浓的重整程序应当为债务人及管理人垄断制定权设置时限,直至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利害关系人。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管理人等利害关系人与公司重整命运休戚相关,给予它们以重整计划草案制定权当在情理之中。

论抵押物转让的《物权法》适用——《物权法》第191条之再思考

《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物转让必须以消灭抵押权为前提超越了抵押权所具有的物权性;抵押权作为价值权只能对第三人课以不损害抵押物交换价值的不作为义务,而不能作用于抵押物的转让。抵押权人同意对抵押权人而言,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其不对抵押物转让合同效力产生影响,乃抵押权追及效力是否存在的法定限制因素。抵押物转让合同应当然有效,否则,第三人不具备受让人身份而使其代为清偿仅具普通债的代为清偿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