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事务的不断演变,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愈发凸显。本文探讨国家是否有权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问题,认为国际法并未明确排除面对武力攻击时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可能,同时指出尽管“不愿或不能”测试在维护受害国国家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所在领土国主权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但这个学说缺乏学理支撑且国际上未形成法律确信,自卫权行使仍需遵循“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因此,在面临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武力攻击时,国家有权采取包括自卫权在内的必要行动来维护国家安全,但各国必须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自卫权的行使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论我国强制答辩制度的构建

《民事诉讼法》第128条“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即我国没有强制答辩制度,但域外大部分国家都确立了明确的逾期答辩规则和较为严厉的答辩失权后果,以对被告的答辩进行规范和约束。基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和诉讼效率的需要,我国也应明确答辩状的内容和形式、细化提交答辩状的期限、规定不按时提交答辩状的后果并完善强制答辩的配套制度,以规范被告的诉讼行为,提高民事诉讼的庭审质效。

烂尾楼停贷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刍议——以19个司法裁判案例为样本

在烂尾楼停贷纠纷中,按揭购房者因开发商存在逾期交房的违约行为而拒绝向银行偿还贷款,该停贷行为面临合同相对性与公平原则的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其根源在于法律规则的缺失。按照现有司法解释,两合同纠纷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才能合并审理,购房者不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其停贷行为一般不被支持。而停贷行为具有正当性,为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借鉴国外抗辩权延伸制度对我国立法进行完善。

特定语境下正当防卫限度之教义学反思

由于刑法对正当防卫条款的概括性规定与现实中防卫案例的高发频率,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既是立法的盲点与痛点,也是司法的争议焦点。为进一步厘定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需要在明确正当防卫权的基本性质为主动防御权的基础上,以防卫人的身份特征、先前行为、持有武器、所处地点等不同特定语境为切入点,进行相应的教义学反思。具体包括实现不法侵害程度的预测可能性与防卫方式之间的平衡,对精准防卫与概括防卫、强度过当与时间过当、紧急防卫与非紧急防卫等范畴进行合理区分;同时,强调预防性防卫的存在必要性,最终实现对防卫限度的精细化教义学框定。

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的反思

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从顶层设计分析,立法始终高度关注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为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的实现提供规范基础。从司法实务出发,经对C市2023年116份刑事一审判决书的分析,实务中有效律师帮助尚未真正实现,需要通过惩戒机制、司法救济等手段对其予以矫正。

试析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防卫人的合法利益作出了诸多规范与阐释,对于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激活正当防卫条款亦作出了积极探索。“正当防卫”是普通人对自身的保护与对恶势力的反抗,但其更应该被合理规制,在成为正当的自力救济权的同时又不被滥用。文章尝试梳理新时期正当防卫制度,结合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案例,继续厘清正当防卫制度的具体适用,明晰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原则,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的个人主义重述

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无需诉诸超个人主义元素,但个人主义既有学说存在难以契合实定法的局限,以个人主义进路阐释正当防卫的困局有赖于方法论的转变。纵向上,援引民法学领域结构分化的利益衡量论,以公民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法治国基础利益经由正当防卫制度利益约束当事人利益;横向上,在主体间性视阈下,秉持理性存在者相互承认的权利观,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在于对公民间法权关系的肯认。据此,触发防卫权的不法侵害以公民间法权关系受损为核心,作为防卫对象的不法侵害人仅以自由意志支配为必要而不以罪责为条件,防卫权存续时段以法权关系受损且具有即时修复可能性为限。上述观点基本可以解释当前的刑法理论并与实定法契合,在我国正当防卫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妥当的方案。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值班律师作用发挥不明显和被追诉人上诉权受到限制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自愿性”保障的缺位,被追诉人无法基于内心“自愿”放弃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通过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程序、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等方式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服判,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当性建构。

侦诉审“互相制约”的冲突与调适

侦诉审“互相制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包含了侦诉、侦审、诉审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侦诉审“互相制约”的重释提供了契机,应摒弃“废除论”“修改论”的观点,从“解释论”的角度为侦诉审“互相制约”注入生机。“互相制约”有其深厚的权力监督理论渊源,需要厘清其与“互相配合”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之间的关系。当前,侦诉审“互相制约”存在侦诉之间配合程度较高、诉审分离尚未实现、逆向制约机制尚不健全等现实冲突。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语境下形成审判制约起诉、起诉制约侦查的逆向制约格局,改变过去“平行式”的制约模式。侦诉审“互相制约”的调适,应当以统一的证明标准健全审判逆向制约方式,以检察引导侦查协调审前阶段的制约关系,明确辩护权制约公权力的独特地位。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被追诉人阅卷权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被追诉人的阅卷权,理论界对被追诉人阅卷权属性存有争议,被追诉人在司法实践中要行使阅卷权障碍重重。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其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依法享有知情权的体现,也是其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前提,对于被追诉人利益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一步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全面构建被追诉人阅卷权制度,落实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保被追诉人有效行使辩护权。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优化路径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作为一个制度创新点,对案件分流、节约司法资源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过于强势、检察建议质量不高等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大多指向行政机关对诉前检察建议缺少申辩权这一程序漏洞。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实践层面为增加申辩权的必要性提供事实依据,又从诉前程序的独立性、检察机关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证增加申辩权的理论基础,初步探索增加申辩权的具体路径,为诉前申辩权的立法提供建议。

论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律师辩护全覆盖迎来契机。但囿于“法律帮助”的有限性,应警惕以“法律帮助”取代“辩护”。有必要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合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原则上应当以经济困难作为适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标准,合理界定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构性改革,着力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论保证人清偿后对主债权的承受

作为一项新制度,我国民法典第700条确立了保证人的清偿承受权。清偿承受权在性质上为保证人清偿后的法定债权让与,在权利内容上与主债权一致,原本债权与从权利不得分离。清偿承受权具有维持债之关系的同一性、简化以及保障求偿的制度功能。清偿承受权与追偿权在法律性质、诉讼时效、法律适用关系、请求范围、诉讼构造、抗辩以及担保与反担保等方面具有实质差别,两者应保持独立竞合关系。清偿承受权的效力受到保证三角关系的体系性限制。基于债权人优先原则,清偿承受权既不得造成债权人剩余债权与担保利益的分离,也不得影响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但不应一般性地认为其债权具有劣后性。基于债之关系的同一性,债务人在主债权债务关系中的既有抗辩与权利得以延续对抗清偿承受权,这是民法典第701条、第702条增设保证人抗辩权的主要原因。基于基础关系的优先性,债务人与保证人的约定抗辩得以进入清偿承受权的构造之中。清偿承受权虽依其性质延伸至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利益,但应受到共同担保关系的限制、无法完全主张。

刑事诉讼中的“有权获得法律帮助”

《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强化了法律援助的权利属性。伴随着《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意识不断提高,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公民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确立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与《法律援助法》并不匹配。经过对辩护制度历史发展的考察,刑事诉讼法规重在健全与完善辩护权利的运行规范体系,“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便立基于此。虽然法律援助内容也在扩展,但范围覆盖仍然狭窄,至多是实现辩护权利的配套保障。在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内,可以将“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发展为“有权获得法律帮助”原则,为法律援助与刑事辩护提供统一理论证成。与此同时,通过明确法律援助内容的类型化与法律援助质量的标准化,保障被追诉人法律援助权利的有效实现。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识别

不法侵害的识别与防卫权的设置初衷密切相关,应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宗旨出发识别不法侵害。作为防卫权发动的前提,不法侵害的识别应以法益侵害为基础,以对权利的蔑视为依托,以维护社会团结为限度。即应以法益侵害为认识起点,借助权利侵害和社会团结的法理,将不法侵害限定为在主观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侵害行为。在识别不法侵害时,应坚持区分防卫权的成立前提与行使条件,以行为时行为人的认识为尺度,以经验评价为基本依据,坚持社会团结原则,从社会利益维护的角度,平衡防卫所保护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立足侵害行为的破坏性、不法性、造成损害结果的难恢复性等规则,将具有法益侵犯性、权利蔑视性的部分行为排除出不法侵害的范围。

大数据时代辩护律师数据权——作为新兴权利的证成

大数据技术加持后的国家追诉权愈发膨胀,而被追诉人辩护权保障不足的旧疾却尚未解决,继而进一步加剧了控辩不平等。究其原因,传统的辩护权框架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本就有限,如今更是难以覆盖司法人工智能系统产生的各种流转信息和算法信息。为化解上述问题,应当派生与构建辩护律师数据权,以丰富和补充律师辩护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权利内涵,激活大数据时代辩护权的功能。作为一项新兴权利,辩护律师数据权赋予辩护律师得知、获取、使用与所代理案件有直接、间接利害关系之数据的权利,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法律上的正当性以及“社会-政策”上的可行性。为了真正落实辩护律师数据权,应当充分把握既有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加快建设统一的司法大数据库,并完善间接数据信息与直接数据信息的获取方式。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违约方司法解除权)诉讼评注

《民法典》为破解合同僵局创设了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制度,但当前还缺少对其行使方式、要件证明、纠纷解决、解除时间四个诉讼审理方面的研究。违约方既可以被告身份通过反诉和抗辩请求司法解除,也可以原告身份起诉提出,原告起诉请求合同解除时,需要法院确定具体解除方式和诉的类型。违约方解除权的两个权利成立要件由违约方承担证明责任,但这不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能用于解决法律评价问题。除司法解除请求外,需要通过诉的合并与法官释明使其他合同相关的诉讼请求同时提出,促进纠纷一次性解决,同时通过重复起诉制度避免矛盾裁判,但是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可以在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裁判后再行使。形成判决的形成力产生时与形成诉权形成效果作用时不同,实体法上可以具体规定合同解除时间。

民法典保证人抗辩规则的再体系化

基于保证的从属性、补充性及独立性,可对民法典保证人抗辩规则进行再体系化整理。基于保证的从属性,保证人可援引主债务人对主债权人的抗辩、主债务人对主债权人的抵销抗辩权与撤销抗辩权;民法典第701条有关保证人可援引主债务人对主债权人的抗辩采广义抗辩,扩大了保证人的抗辩事由;在主债务人破产与其他类似事件中,保证人不得以主债权消灭为由而抗辩;保证人主张主债务人对主债权人的解除权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702条;只要被担保的债务可抵销,即便债权人享有抵销权,保证人即可主张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主债务人放弃抵销权、撤销权的,保证人不得主张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基于保证的补充性,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先诉抗辩权是否消灭尚需结合人民法院是否终结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等情形而判断;主债权人仅起诉一般保证人,人民法院应释明将主债务人一并提起诉讼,否则应驳回起诉。基于保证的独立性,保证人可主张保证期间经过、保证债务未发生或已消灭的抗辩。原则上保证人抗辩规则也适用于物上保证人。

专利侵权诉讼中瑕疵专利问题的司法优化路径

由于我国的专利确权纠纷解决机制承袭了德国的二元制体系,法院在瑕疵专利的侵权诉讼中无法对涉案专利的效力问题作出认定,导致现有救济模式的适用范围受限且救济成本较高,影响了诉讼效率与公平。为探究专利侵权诉讼中瑕疵专利的司法优化路径,引入以权利抗辩为核心的专利无效抗辩权,以公定力理论对行政确认行为在民事侵权诉讼的柔性限制、权利抗辩对请求权效力问题的回避,以及民事诉讼中将行政确权行为作为优势证据来论述专利无效抗辩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