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论行政处罚权下放的法治化及其限度

在央地关系的协调以及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行政权的合理配置问题难以回避。作为政策的法律回应,《行政处罚法》第24条对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街道行使作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属性看,条文并非对行政处罚管辖权下移的简单规定,其本质在于实现行政处罚权纵向配置,以回应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故而,实践中行政处罚权的下放,应通过授权形式展开。为保证法规范的有效落实,可从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维度出发,系统构建处罚权下放的法治约束框架。而处罚权下放的具体实践进路,尚需借由下放决定主体和方式的法定、下放事项范围的明确、下放执行标准的完善予以实现。当然,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仅是央地关系调整的微观布局,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命题仍待持久推进。

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战略走向与完善路径

建设体育强国需要强大的法治保障、推进健康中国战略需要法治规范引导、全面依法治国应补齐体育法治短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战略背景。体育法治要服务于体育发展战略大局、体育法治要为体育深化改革保驾护航、体育法治要与体育政策良性互动、体育法治要融入体育治理过程指引了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战略走向。在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社会团体、体育产业等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领域,对法治的需求日益强烈,亟待补齐当前体育法治发展的短板。由此,应充分利用当前《体育法》修改契机,在外部充分接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内部充分完善体育法律规范体系,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完善中国体育法治建设,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撑。

民生问题的法理分析

民生问题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断求解的问题,民生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实现人权的问题。在中国当今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解决民生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社会的核心问题。就目前而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是进一步放权让利、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试论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与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

党的三代领导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宗旨。这是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牢牢把握三代领导人执政理念,就是要与时俱进地落实"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即要立民、想民、知民、育民、学民、富民,进一步强化执政安全。

论法治视野下监察委员会腐败犯罪调查权

基于新时代法治反腐的实践要求,监察委员会腐败犯罪调查权的行使,应充分吸取建国以来反腐模式的演变与相应腐败犯罪调查的经验教训,着力强化内部程序规范制约,落实与相关机关之间的法法衔接与监督制约,实现调查程序、措施与权利保障的有机统一。

论以人为本司法观的理论基础——从新宪法修正案谈起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经为以人为本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以人为本司法观要求现代司法珍惜人的生命和自由,保护人的财产,重视人的精神利益。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其理论基础包括:现代法治理论、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理论。以人为本司法观是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和是否有效率的根本依据,而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则是以人为本司法观的具体化。

中国古代治吏之法的得失借鉴

在发挥官吏才干与预防官吏贪邪的问题上,古代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古代治吏思想在汉朝儒法合流中完成了依礼治吏与依法治吏的融合并趋于定型,在德礼与刑罚并用的主张下倡导依法治吏。中国古代治吏之法严密周翔,使得依法治吏的基本环节有章可循。法律的权威与效能不仅在于制定,更在于施行。治吏贵在以法为尊。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治民更要治官。健全官吏控制模式,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有利于保障吏治清明。

论当代政府建构的四个转变

改革开放开启了政府变革的历程。当代中国政府建构在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层面,必须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在政府职能上,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在政府模式上,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政府权力上,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在政府治理上,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从较大市到设区市:地方立法权下放的意义与反思

通过回顾了我国立法权的3次下放历程,阐述了新的立法权下放对增强地方人大法治功能的三大重要意义:有利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有利于提升广大民众的法治意识与信仰。从法律体系融贯性问题亟待解决、限制设区市立法范围的理由是否成立和非设区市和县的立法权应否下放等3个方面,对立法权从较大市下放到设区市进行了法理反思。认为新的立法权下放并没有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必然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缺乏融贯性,另外立法权没有下放到不设区的市和县,虽然给改革留下了空间,但这种区分是武断的,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以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为视角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和关键地位,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要实现依宪治国,就必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为基础,并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发展和健全人大的会议及工作制度、落实宪法监督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在实现依宪执政方面,则必须以尊重和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为前提,使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树立牢固的宪法权威意识,即对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意识;并使党的决策和制定的方针政策符合宪法确立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精神。

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自由观

奥克肖特是一位保守主义的代表,其自由观不正面阐述自由是什么,而是从自由存在的条件和自由的对立面来反衬他所要追求的自由———自由亲和制度和自由友善的传统。

法治河北建设的理论阐释与突破路径

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已形成社会共识。法治河北建设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现实动因,建设成效围绕着"制度"与"人"的相互作用而展开,但起根本作用的是"人",需要在领导干部、执法队伍和社会民众的共同推动下,抓住民生、人权和权力这三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使三者在法治的统领下达致统一,从而形成法治河北的整体局面。

酝酿中的革新——欧盟竞争规则执行机制的现代化

欧盟竞争规则作为一种超国家法,在处理成员国之间跨境的限制竞争行为、分配欧委会与成员国竞争管理机构的权限以及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方面都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多边规则之一。但是欧盟竞争规则实践至今,在执行机制上也暴露出一些体制性的缺陷。欧盟竞争规则的执行机制上将进行的变革遵循着一种从集权到分权的思路,认为在新的情势下,分权比集权更能有效保护竞争。

西方有限政府理论综述

西方有限政府理论具有绵延久远的渊源。近代资产阶级在追问国家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同时,反复论证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并在理论上和制度安排上做出了精心的设计。为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坚定地树立有限政府的政治理念,再也不能动摇。

司法权的人民化建构研究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权和司法权的建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西方国家沿着司法权的法治化发展方向不同,我国走向了一条突出人民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建构司法权的道路。这一人民化建构方向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和后遗症。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与后遗症,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深化,可能不无积极意义。

论对权力的监督

文章阐述了监权的实质在于监官 ,是法治之下的人民监督 ,重点是对领导干部和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 ;认为满足权力自身性质的监督方略是以权监权、以法监权、以德监权 ,并要求建立起科学的用人机制。

权力文化观与现代法治

不同的权力文化观决定着各国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也使得法治在各国兴衰程度迥然不同。由于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西方形成了“君主专制”与“人民主权”这样两种迥异的权力文化观。在我国权力文化观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由于不具备转型所需的发达商品经济与浓厚民主意识的社会基础,同时传统权力观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法治建设的困境大都缘于此。这种影响与障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权利文化的缺失、私法缺位与公法“变态”、虚伪的民主、法律权威的沦丧。因此,加快传统的现代化改造,实现由“人治”向“法治”、“专制”向“民主”、权力私有向权力公有理念的转变,是我国法治建设能否成功的基础与关键所在。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权力观的内涵要义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实践展示。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为核心内容的人民权力观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权力观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具体意蕴的制度权力观是权力依法运行的规范载体与法治保障;以权力公开为主线的权力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膨胀、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的制约性力量。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权力观不仅构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权力观、制度权力观、监督权力观"为内涵要义的崭新权力结构模式,而且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认识基础、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指导、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依循,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法治的迂回——2008年中国法治进程分析

2008年中国的法治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立法上仍以经济立法为中心,虽兼及民生立法,但成效颇微。政府法治方面,权力监督渐渐走向制度化,但国家宏观调控对程序的漠视却不免令人心寒。司法改革走向了十字路口,各方争议频仍,司法的行政化、官僚化以及腐败等现实问题亟待化解。民治迎来了它的盛宴,但如何使之得到制度的保障依法需要诸多智慧。公民权利虽然渐次受到尊重,但权利保护仍需努力。展望2009年中国法治建设,应当注重对国家调节经济权力的监督,着力化解司法的典型弊病,为民治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