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风供暖模式下风电接纳能力评估及效益分析

弃风供暖是解决风电接纳难题的有效途径,可缓解"三北"地区弃风严重问题。首先介绍储热式电采暖接纳弃风的运行模式,然后基于时序生产模拟方法建立弃风供暖模式下风电接纳能力评估模型,并以某省级电网为例,对不同电采暖运行模式下风电接纳能力进行评估分析,最后,基于中国现有弃风供暖模式和结算模式,定量分析了热电厂、风电场、电网企业、全社会各方经济主体利益以及全社会碳减排情况。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弃风供暖不仅可以提高风电接纳能力,还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但是其提高的风电接纳的空间有限,且除绑定风电场之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的收益不明显。

考虑不同利益主体的储能电站经济效益分析

随着智能电网的推进,储能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推动了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储能电站的发展和应用。文中介绍了不同的储能方式,分析了不同储能方式的特点,建立了电网侧和用户侧的经济效益指标和模型,最后通过实际算例的经济性评估表明:目前的技术条件和造价水平导致储能电站的经济性略低,只要降低单位容量的造价水平和提高储能的效率,储能电站可以达到市场化的投资回报率。

政府权力市场化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调控者和参与者。政府权力的行使是实现民生和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但存在自利属性和权力市场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投资行为的越位、经济角色的错位、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位。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供给不力或不足,使政府较容易利用掌握的公共行政权力谋取利益。经济法因其法益目标和干预手段的特殊性,天然地具有对权力行为进行调适的能力。故而,在考量和整合多重利益范畴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经济法规制策略,是克服政府权力市场化的可行路径。

经济法视角下政府经济权力边界的审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考察中心

市场失灵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有必要,但市场调节的决定性地位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我国自培育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从"大包大揽"到逐步让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直至应然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政府的经济权力过大和权力边界不清晰以及越权迄今依然存在,实然层面抑制了市场调节进一步发生发展。故而,政府的经济调节权力运行必须遵循维护市场竞争(竞争性)、合法性、适度性、中立性、公共性等基本原则。为了落实这些原则,必须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进行公共利益衡量与维护,利害关系主体参与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定,对政府经济权力进行实体法约束和程序法审查、矫正与救济。

农村环境问题的三重维度——义村个案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转型期间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保护农村环境,治理农村污染,不仅要注重技术、法律、制度方面的完善,更需要用社会学的视角从农村社会内部的政治资源、经济利益、传统文化三重维度的变化中去寻找原因与可能的切入点。以义村为个案,通过实证调查考察了当前农村的环境状况,并认识到农村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村环境问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可能方向。

关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法权表现形态的思考

一部法律往往不是就保护单个特殊的利益而设定规范,通常是突出其法益目标,兼顾其他利益的平衡。不同性质的法律,法益结构不同,利益的法律表现形式亦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公共利益仅表现为消极的法益不足以充分实现。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应有两种法权表现形态: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公共经济权利。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只有上升为法权形态才能通过不同领域法律制度的构建,保证其充分地实现。

矿业权的经济学思考

在分析矿业权的形成及功能的基础上,认为矿业权人享有狭义收益权之外的收益权能,探矿权不包含处分权,而采矿权则必须包含处分权。通过对矿业权流转中经济关系的分析,指出国家与探矿权人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而国家与采矿权人之间、探矿权人与采矿权人之间则是一种要素分配关系。

基层治理中的利益网络化运作

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因要素市场化与利益集聚不断冲击着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基层治理中呈现的"内卷化"与合法性危机成为主要问题。然而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所产生的变异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治理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在于"富人治村"或者说灰色力量的渗透有其村庄治理的运作策略,他们的行动策略也会构建一定的治理结构。富人和灰色力量通过利益网络化的策略进入村庄治理结构,在获得村庄治理主体位置的时候又反过来通过利益网络支配村庄治理格局。利益网络化运作是一种双向流动的过程,既是富人得以维持其地位的支撑结构,同时也是他们得以支配村庄的工具。

应对海岛淡水缺乏新思路——风力制水机

我国淡水资源缺乏,海岛情况尤甚。在阐释我国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不足的基础上,介绍了海洋经济绿色科技——风力制水机的运作原理、技术发展情况及其特有优势,分析了风力制水机的技术、经济效益定位,特别强调希望在政府试点和推广之下,促成风力制水机的产业化,以改善海岛基础设施差的状况,以助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学术的功利性与超功利性——以美学研究为例

本文试图以美学研究为例 ,讨论学术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的功利必然性与超功利可能性。全文重点在疏理对当今中国学术影响明显的为学术功利性辩护倾向的由来和内在基本理路 ,目的则是为了面对汹涌而来的学术功利性浪潮 (现象及其合理性理论 ) ,为学术超功利的可能性争取应得的存在权利。本文认为 ,学术必然要在面对功利性、抗拒功利性中追求学术的超功利性。

大型火电项目利用外经贸政策降低成本的措施探讨

以国家针对进口货物和引进技术实行的有关优惠政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为基础,提出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中综合运用进口免税、进口贴息和开发CDM项目3项政策降低大型火电项目建设成本和提高项目内部收益率的措施,探讨了实际操作中应把握的重点环节和应注意的问题。

“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关系研究

“七年战争”后,英国出于转嫁财政压力的目的而向北美殖民地征税,危及了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和自由;同时,其他欧洲大国势力退出了北美,使殖民地没有了外部的威胁,他们敢于和母国对抗。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中,其他欧洲国家出于削弱英国以达到恢复欧洲“势力均衡”的目的,支持了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七年战争”对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爆发和胜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东亚货币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给整个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使东亚各国和地区认识到建立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章通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东亚货币合作中各国的权力与利益进行分析,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东亚货币合作的实现必须处理好全球霸权国、地区大国及东盟各国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关系。

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三重特征

在以制度规则为主要治理方式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制度性话语权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博弈主阵地。总体而言,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呈现三重特征:主权国家因占有巨大的资源禀赋和现实控制能力而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权利主体;制度规则作为主权国家表达自身权益诉求的基本工具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现实依托;权益诉求主导着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并规约着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中制度性的格局变革。从这三重视角把握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基本特征,能够为中国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视镜。

关于经济法的几个问题

经济法是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法律。是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 ,以社会利益为导向 ,对经济进行管理的重要法律。

19世纪末英国在华侵占路矿的活动

英国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鸦片战争爆发到19世纪末,英国凭借其技术优势在掠夺中国资源方面始终占有优势地位,尤其在修筑铁路、开办煤矿方面。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铁路投资利权的活动中,英国是攫取利权最多的国家;在煤矿方面,则获得了山西、河南等省的开采权。侵占路矿的活动表明,英国把它在华资本转向固定性投资,此举不仅巩固了英国在华的既得利益,而且又谋取了更多的特权。

经济利益与行政控权

作为一种公共权力 ,行政权只能用于公共事业 ,只服务于公众利益 ,而不能有私利。在行政法学中遵循行政权力与经济利益相分离的原则 ,杜绝部门立法 ,完善公司法 ,清理行政性公司 。

利益融合视域下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关系演进逻辑论析

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既为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提供学理支撑,也对改革实践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辩证发展,规定了它们不论是在宏观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微观社会现实的改革实践中,都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关系的处理本质上是多元化利益主体利益关系的协调,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利益融合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应然逻辑。

意识形态之争探赜

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意识形态之争的表象是话语权、信奉者和影响力、感召力的争夺;意识形态之争的根基源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传播方式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归于阶级和国家利益的维护。当前,认清意识形态争论的表象、阐明意识形态争论的根基、揭示意识形态争论的本质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马恩理论视阈下数字资本滥用的法律规制研究

相较于传统资本滥用而言,数字资本滥用具有新的特征:一是传统资本利用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生产率的方式产生剩余价值,而在数字资本中,资本滥用的方式却表现得异常模糊和复杂。二是在数字资本滥用中产生了一些新的劳动形态(例如用户无偿劳动)。因数字资本滥用出现了新的特征,故使其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与传统资本滥用界定不清以及如何运用法律规制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从马恩经典著作之中寻找答案,即通过溯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其本质特征,并运用法律规制的手段来解决此问题。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为国家的强制力所保障实施,这就使法律规制数字资本滥用成为可能。具言之,数字资本滥用的法律规制可从权利与义务的视角阐释,进而从劳动权益、知识权益、竞争权益中寻求规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