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征收最优规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边际理论视角

研究目的:针对当前盲目征收耕地的现象,探讨耕地征收最优规模测算方法,为科学调控耕地征收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生产函数模型与面板计量方法。研究结果:2005—2010年耕地征收实际规模从过度征收逐步趋近于最优规模;"十二五"期间需新增耕地规模为153.27万hm2。研究结论:(1)基于边际理论视角测算耕地征收最优规模的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可为各地合理确定耕地征收规模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提供参考;(2)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的耕地效益最大化是确定当前最优征收规模的标准;(3)提升耕地的边际效益是解决当前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扩张矛盾的关键。

浅析我国征地制度中“公共利益”界定与征地范围划分问题

在我国,土地征用权的法律规定主要来自《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我国宪法,虽然赋予国家征用土地的权利,却没有为这种权利的行使划定明确的范围、界限、方式和程序;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征用权的规定互相矛盾,从而导致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同时还存在对农民的补偿和安置不到位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文章就此问题进行了初探,并提出了完善征地制度的建议。

对影响征地补偿价格相关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对河北省高碑店市10个村50位失地农户自1994年以来三次大规模征地的土地征用价格进行实际调查显示,土地征用后的用途是影响土地补偿价格的重要因素。另外,土地补偿价格是国家、用地单位、村集体和农户四者博弈的结果,土地补偿价格的高低与农民的自组织和实力相关。建议对不同用途的土地征用,在相同区位实行相同的土地征用和补偿价格,国家在向用地单位提供土地时,根据不同用途收取不同的出让税金,以保证政府收支平衡。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分析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解决城镇政府现实用地压力的有效手段。但该政策在执行中却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区域差距扩大、城镇用地粗放、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维系、耕地质量下降、村民利益受损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增减挂钩工作中政府的完全主导和农民集体失语。应让政府保持中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有利于"三农"发展的增减挂钩方式。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重构研究——兼与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对比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构建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格局是联动改革的主要抓手。基于H省W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实践,仿真模拟农户个体选择行为分化及与政府间的博弈,在评价W市土地利用效益的基础上,重构"入市"收益分配格局,探索两项改革的联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民在策略选择中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特征。农民参与入市改革的意愿较强,对土地征收则表现消极,两者收益分配存在差距导致农民选择分化。(2) W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结果显示,土地利用社会和生态效益有待提高,国家、集体和农民共享社会和生态效益,理应共同承担支付成本。(3)以W市城镇规划区内商业用途入市地块为例,调整"入市"改革中国家、集体和个人收益分配比例,政府提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比例增至31%～37%之间,则"入市"和"征地"收益比控制在[1. 42∶1,1. 58∶1]区间内,能够实现大体平衡。研究得出结论:树立改革底线思维,建立"入市"和"征收"改革中的信任机制和"反哺"机制,可推动两项改革联动运行。

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下的征地补偿标准研究

为探讨建立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下的征地补偿标准,完善中国的征地补偿制度,采用文献法和对比分析法对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构建了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下的征地补偿构成测算方法,包括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社会保障费及发展权收益。以安阳市为例,采用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下的征地补偿方案,计算失地农民的补偿费用。结果表明：失地农民的补偿费用将由原来的120-230元/m^2增加至229-769元/m^2,体现了征地过程中的等价交易关系。采用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下的征地补偿标准可有效解决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的征地矛盾。

征地制度改革动态博弈分析

研究目的:剖析征地制度改革研究静态分析的缺陷,厘清征地制度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和把握征地制度改革的动力和演绎路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收益—成本法,关系演绎图解法。研究结果:征地制度改革要得以推进,改革所产生的收益—成本要具体化为参与方利益集团的收益与成本之比较。研究结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三方各自追求效用收益极大、成本极小的互为因果的博弈行动驱动着征地制度改革的演进,演进方向应是创建Pareto改进的非零和博弈的规则。而参与改革三方的多阶段重复博弈决定了征地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动态发现过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农民宅基地增值收益形成及估算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近年来破解城镇建设用地瓶颈的探索性政策。通过分析增减挂钩中农民宅基地增值收益的形成路径,明确了用途变更是增值收益形成的关键因素。构建农民宅基地增值收益估算方法,采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镇"宅基地换房"项目资料进行了实证估算。结果发现,拆旧区的农民宅基地在实施占补平衡后,剩余土地通过招拍挂方式完全用于居住用途,增值收益最高,达到876万元/hm2。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全公开增减挂钩项目的相关信息;建立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审慎推广实施增减挂钩,防止"拆房圈地"等政策建议。

农户土地征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尝试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征地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被征土地类型、补偿时限以及对农地的投资这些因素引起农户征地意愿同方向的变化;被征土地的面积、是否从征地中受益和征地权的决定等因素引起农户征地意愿反方向的变化。最后得出结论:通过关注农户的谈判地位、征地权的正确行使、征地范围的划分和解决好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来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利益主体及其关系重构

研究征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利益主体的目的是明确和理顺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正当关系。通过规范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各利益主体的具体角色和所代表利益的不同,得出结论: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改革应当坚持市场化导向,在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兼具公平和效率,通过严格监督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农村集体合法权益,适当提高农民分配比例来重构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实现法律规制下的利益均衡。

农地征收中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分析及规制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也日益加快,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与建设用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生活陷入困境。究其原因,乃是立法滞后、政府行为不规范造成的。文章提出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内涵、建立"征收"、"征购"双轨制及其相关程序的建议,以规范政府行为,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征地制度绩效下降与重构

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三个方面对征地制度的绩效进行初步分析。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相比,征地制度绩效明显下降。在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央财政下放的环境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权力失衡、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征地程序失范是造成征地制度绩效降低的主要原因,集体土地使用权有限期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之后再收归国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格化"和完善司法救济制度是提高征地制度绩效的主要途径。

征地过程中的各方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风险及矛盾日益凸显,给社会的稳定和谐带来一定威胁。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之间的博弈分析,明确了征地过程中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动机,并得出违规征地的处罚力度及征地补偿费是影响各利益主体行为选择关键的结论。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本与经济效益

以政府为主体,从资金的角度研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本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以张湾东宏社区为例进行价值化分析,得出政府应在土地流转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统筹分配农民拆迁安置补偿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为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破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瓶颈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国内外比较研究

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失地又失业等社会问题丛生。文章首先分析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征地收益分配制度和政策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相关建议。

坡面措施对小流域治理的减水减沙效益分析

据对吕二沟坡面治理措施水平梯田、人工林地、草地等减水减沙作用进行分析，在治理度为５０％的条件下，即使没有库坝沟道工程，流域治理仍具有显著的减水减沙效益：年均减水量为１６．９９万ｍ３，减沙量为３．０６２万ｔ，分别占年均计算径流，总量６９．３５万ｍ３与年均计算输沙总量７．６５５万ｔ的２４．５％和４０％。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

根据我国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国情民情,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的情况,提出了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完善措施和改革方向,包括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承认商业性征地的合法性,执行客观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改进土地增值的分配方式,创新失地农民安置模式,以及规范和完善土地征收的管理体制等。

中国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效益及其影响因素——21个土地征收案例的比较分析

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城市空间的扩张,大量农地经由政府征收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因征收引发的相关问题也受到持续关注。但影响被征收土地补偿的因素及其机制却研究不足。基于公共物品理论提出假设:中国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效益受分配模式、村集体结构和领导者特征的共同影响,并以21个土地征收案例进行了验证式分析。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型分配模式中被征地农民可获得中分配效益;控制领导者因素,拥有贤能型领导的村庄被征地农民可获得高分配效益;控制分配模式,民主型村集体农民可获得中分配效益以上收益,权威型村集体农民则获得低分配效益。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效益的高低有四种不同的影响机制。

完善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法律思考

土地征用权的行使范围,是我国如何完善土地征用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土地征用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判定土地征用是否合法,以及是否被滥用的唯一标准。公共利益的明确界定,是解决土地征用权冲突的法理依据和关键问题。在土地征用中,应提高补偿费和安置费,以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经济学界定

以经济学为视角,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为效率与公平,而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现象及权力寻租和土地外部效应带来公共利益的损失。从经济学的角度界定公共利益内涵应满足资源最优配置、公平公正的补偿、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三个目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量化公共利益的经济学边界,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客观明确的判断标准,使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更具可行性与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