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VC分工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生产非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出口贸易中增加值的属地与属权进一步分离,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在此背景下,生产分工深化能否提高国际贸易真实利得?文章使用UIBE-GVC数据库数据,基于前后向生产分工视角,构建实证模型研究生产分工深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结果显示:前向生产分工深化能够显著提高DVAR,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则对DVAR产生抑制作用;前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中技术制造业DVAR提高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则能够提高高技术制造业DVAR。基于此,今后应优化OFDI与FDI目的国与目,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力度,掌握关键中间品核心技术,保障生产性服务业良好发展,提高以DVAR衡量的对外贸易利得。

分工深化、代工和迂回生产——基于古典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借助于代工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虽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或低端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到高端工业化进程中,却广泛地出现了"低端锁定"的问题。本文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借助分工理论对代工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释了代工模式产生的条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低端锁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认为技术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旨在充分发挥各自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比较优势的选择行为,将引导这些地区的制造业主动、自发自然的融入全球范围制造业分工体系,主动、自发自然的被"低端锁定"。因此,只有依靠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从外部引导制造业企业实现企业升级和产业升级,弥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分工机制的缺陷。

规模经营、分工深化与农业生产率——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户的经验证据

在“斯密-杨格”定理基础上,通过纵向、横向、分工网络的分工演进解释,分析了规模经营和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的数据,运用IV-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规模经营、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横向分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产业融合,最后是纵向分工;分工深化在规模经营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规模经营通过分工深化正向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率。

双重市场分割、资本深化与劳动深化——对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失业现象的解释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高失业的反常现象,有学者提出资本过度深化是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低的主要原因。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资本比较稀缺的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出现资本过度深化。本文认为,城镇国有企业出现的资本深化和中小民营企业出现的劳动深化都会抑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加剧失业。

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与小农户的半无产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竞争推动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走向社会化,个体化小生产必然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淘汰,小农变成无产者。当今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农业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消失,但小农户已经被整合进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处在半无产化状态。个体小农分散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通过农民组织化重构食物生产与流通体系,成为必然要求。

服务业数字投入、本土市场规模与国内分工深化——兼论产业链外部风险

数字经济改变了服务业“不可贸易”和“低效率”的传统属性,为中国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需主导型价值链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从国内生产链长视角考察数字投入对服务业国内分工深化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投入一方面能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增加国内生产链长,促进国内分工深化;另一方面能通过降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推进高收入国家的国内分工深化。本土市场规模会产生逆向牵引和虹吸效应,从而强化数字投入的分工深化作用。这一结论在更靠近需求端的下游行业和门槛效应分析中得到了论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深化作用更明显;数字产品投入和国外投入对国内分工深化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适度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有利于强化分工深化效应。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投入会通过降低生产过程外部风险提升产业链安全,本土市场规模在这过程中发挥了“蓄水池”和“压舱石”的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打造内需主导型服务业价值链,实现服务业提质增效和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