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同源说

在福建福清市近期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香空宝忏》可谓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内容丰富,而且保存完好,内容完整,其中的15条忏悔文均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最早传播者,史书记载为呼禄法师。笔者此前推测“呼禄”为回鹘语“Qutluγ”(吉祥)的音译,意在说明福建摩尼教由回鹘高僧传入,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内容竟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高度一致,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的嫡传系。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必要抑制

刑事诉讼中只有切实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才有可能有效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救济和纠错功能,确保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真正实现。但个别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在本来合意的诉讼“氛围”下却出现了部分“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当一审法院作出从宽处罚后又提出上诉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体现的诚信价值。尽管检察机关的“报复性抗诉”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无正当理由上诉有一定抑制效果,但“报复性抗诉”明显存在法理依据不足的缺陷,不宜作为抑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长效对策。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诚信价值的要求与上诉权保障的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增设上诉理由审查程序,达到对无正当理由上诉进行必要抑制的目的,是一种可行的方案选择。

论自首中影响“如实供述”成立的六大实务问题

自首作为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情节,事关当事人受到司法裁量时能否从轻或减轻处罚,但由于其成立条件不够具象化,导致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是否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对“如实供述”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何时如实供述、如实供述的边界、自我辩解行为、翻供后再如实供述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况且不同的司法机关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实务中更应当遵照立法目的,以体系解释明晰“如实供述”的认定逻辑。

口供补强的模式选择及完善

目前我国立法对口供补强规则仅作原则性规定,司法实践缺乏统一适用标准,“形式补强”问题严重。从域外视角来看,美国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形成了“罪体规则”和“可信性标准”两种补强模式。然而这两种模式补强范围缺乏周延性,单独适用均存在错误定罪的可能性。从口供补强规则的立法原意、司法现状以及兼顾实现有效追诉犯罪目的出发,我国更适宜采用“事实补强”和“细节补强”一体化模式,从犯罪结果、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主体三方面实质补强被告人口供。同时补强证据一般不包含共犯供述,并且必须独立于被告人供述或属于新证据。补强程度须达到结合被告人供述,全案证据满足“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程度。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再审视

被追诉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决定了程序从简的合法性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意愿与行为形成了“身脑一致”的状态,其在主观上具有意志自主、内容明知和利益期待三项前提,在客观上体现为自愿供述、自愿认罪、自愿认罚三种行为。虽然当前立法规定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仍存在着立法疏漏、司法障碍以及整体运行环境限制等多重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的特征,各有侧重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依次加强对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自愿性的保障、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罚自愿性的保障、在审前阶段辩护权的保障以及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司法审查。与此同时,还应消除制度隐患,继续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使被追诉人享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从根本上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认定中口供的证明功能与实践应对

智能化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时代,电子数据逐渐成为刑事司法中不可或缺的证据表现形式与内涵,海量的电子数据令口供在证据结构中的地位与证明体系中的功能均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实践新样态。口供的证明功能开始逐步向辅助确定被追诉人身份、提高电子数据采信率、巩固全案证明体系转变。作为一项直接证据与言词证据,口供证明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口供内容自愿、真实、合法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会异化诉讼理念,损害诉讼效益,甚至在“零口供”下陷入案件证明体系的桎梏。因此,对待口供必须采取理性的态度,不断探索降低倚重口供的程序路径,建立电子痕迹身份识别方法、增强电子数据自身证明力以及引入网络犯罪刑事推定制度等,以期更好发挥口供在当前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认定中的证明功能。

郁达夫与《迟桂花》中的两个自我

1932年创作《迟桂花》前后,郁达夫在散文与旧体诗创作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隐逸之情。在《迟桂花》中,此种情绪仍有所出现,但随着小说人物郁先生重回上海而消失,这使得小说虽有淡淡愁绪,但最终却呈现出异于此时期创作的积极色彩。结合历史语境,分析文本中具有自叙性质的翁则生、郁先生二人,有助于透视郁达夫的双重自我,解读其面对现实人生时的不同态度及其背后中西混杂的价值观影响,以此探究具有现代性自我的郁达夫本人,在面对新的政局变化及现实生活对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迫时的道路选择,观察郁达夫自我的反思性投射。

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重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在刑事案件证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随着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逐步减少,引诱取供成为现有制度下最便捷的取证手段之一,呈现出结合性、黑数大等特征。实务中由于混淆言词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准确适用,证人出庭作证机制的虚置、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方式等配套引诱取供审查措施的不完善均导致认定供述证据能力的判断流于形式。为规制侦查机关的非法引诱取证行为,应当从引诱取证的概念解构出发进行重塑,明晰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从痛苦原则、自愿性原则、真实性规则重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引诱取证中的适用,还应当建立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案卷移送过滤机制,以完善供述的合法性审查,从而实现对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规范化、法治化。

轻罪治理背景下协商性辩护机制的完善路径

随着轻罪治理体系在我国逐步构建,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构建协商性辩护机制。协商性辩护机制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质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价值。但在运行中,却呈现出辩护进程追诉机关主导、“辩护”形式化的现状,为化解适用规则阙如、程序设计原则、信息掌握不平衡的运行阻碍,应探求通过提升协商性辩护质效、健全协商性辩护程序规则、完善协商性辩护细则、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制度等路径,完善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协商性辩护机制,丰富轻罪治理的中国实践。

认罪认罚视野下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检视与进路

使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既是值班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重要前提。但在理论层面,学界将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与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混同;在实践层面,存在着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形式单一、量刑协商形式化等问题。实际上,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应低于有效辩护,应以值班律师规范性动作为中心,在审前阶段完成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等指定动作,即可推定为有效的法律帮助。为此,应构建值班律师职责清单制度,同时通过充实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利行使,完善准入、激励、管理保障体系,促进值班律师高质高效完成法律帮助。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之检审——以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还是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已是当前刑事法学界与实务界聚焦的前沿课题。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重合为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提供了立法可能的空间,但立法技术的局限、归责原则的冲突以及发展趋势的背离,使得并合式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合规应有的价值,因而遭到否定;两者之间的溢出使得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立法模式得到推崇,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模式、片段性集中的立法技术以及轻缓化的处理方式等现实基础。同时,鉴于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从单位责任论出发实现从刑事合规到认罪认罚的衔接,从个人责任论出发实现从认罪认罚到刑事合规的衔接。

供述障碍视域下欺骗性拒供行为矫正策略

欺骗性拒供行为是指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故意提供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真相从而逃避供述的行为。识别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障碍有助于讯问人员化解其内心矛盾,实现使其供述的目的。从供述障碍角度分析欺骗性拒供行为,并与供述行为的驱动心理进行比较,归纳出矫正欺骗性拒供行为的总体思路,包括打击侥幸心理、提高罪责压力和降低刑罚恐惧三个方面,进而提出具体的矫正对策:打击侥幸心理包括声势震慑、证据对质和意志力竞赛三种措施;提高罪责压力包括常规说教、围绕犯罪冲动展开话题和欺骗的反作用三种措施;降低刑罚恐惧包括通过对比降低结果感知、转移注意力和循序渐进式提问三种措施。讯问人员遵循矫正对策开展讯问工作,将欺骗性拒供行为所代表的供述障碍转化为供述行为的驱动心理,借由犯罪嫌疑人心理转变达到其行为转变的目的。

唐宋之际敦煌石窟马蹄形佛坛设计意涵探析——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

敦煌石窟中的马蹄形佛坛流行于唐宋之际,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研究发现,它在洞窟中具有多重功能属性,除充当戒坛外,马蹄形佛坛设计的目的是配合洞窟整体发挥着礼忏功能。其设计不仅有利于拉开有限空间,从而方便礼拜,更深层次的意涵则是通过高大的主尊和由马蹄形佛坛为焦点构建视觉形象,对步入“佛域”的信徒造成极强的视觉和心理效应,配合马蹄形中部缺口作为联通佛国的通道,发挥着引导“朝圣”者往生净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代表的马蹄形佛坛背屏洞窟,其西壁整铺的劳度叉斗圣变图像的出现绝不仅仅是纪念戒坛的起源,关联到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的大窟以及图像组合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追诉人阅卷权问题研究

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中提出了“核实证据”的规定,但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也存在着重重障碍。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时常存在着需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情形,而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被追诉人进行自行辩护的前提,故我国应对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被追诉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从而更好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权利保障

随着法治建设的持续深化,刑事诉讼程序日益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值班律师作为该程序的关键参与者,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权益、推动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浪潮中,关于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究竟是“法律帮助者”还是“辩护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履职重心发生偏移、诉讼程序间衔接不顺畅以及值班律师的收益与其承担的职责之间存在明显失衡等问题。为了确保值班律师职能的实质化,应及时查漏补缺,明确值班律师的精准定位,充实其权利内容,界定其职能范围,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的保障机制。通过多方协同,补齐值班律师制度中的短板,更好地发挥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作用。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本土化发展研究

在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刑事速裁程序能够提升诉讼效率、缓解办案压力、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但其本土化发展方向与完善路径还有待明确。基于对两大法系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发展方向上需保持现有开庭审理模式,应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动态价值平衡,并立足实现实体真实与案件分流的功能定位。在具体路径上,需关注审前阶段的权利保障及程序速率,重视庭审阶段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并强调现有配套制度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