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Theory on Introducing a Mandatory Attorney System into Civil Li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Action

As an important rectifying mechanism to the involved parties-oriented civil litigation model,the mandatory attorney system requires the involved parties of a lawsuit to appoint a lawyer to represent them in the litigation,otherwise they will be rejected because the litigation requirements aren’t met.This seems to restrict the litigants’right to initiate a lawsuit by themselves.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ystem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lawyers in some litigation procedures,stages,and cases,coupled with the legal principle of litigation costs,the litigation costs sharing mechanism,legal aid,and other related supporting systems,it is not only a substantive guarantee for the litigants’right of action,but also can even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litigants’right of action in civil litigation.Based on the need 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strengthen the litigants’right of action,combined with its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and judicial operation environment,China should adopt a phased and gradual strategy to introduce and implement the mandatory attorney system in civil litigation while constantly improving its lawyer system,litigation costs system,legal aid system,and other related supporting systems.

认罪认罚制度下有效法律援助辩护的现实检视与理性回归

认罪认罚制度下强调有效法律援助辩护,旨在保障受援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效果不甚理想、指定辩护服务尚未达到预期水平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相关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援助辩护实践因素、立法规范因素以及司法观念与诉讼制度因素。为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下法律援助辩护的有效性,在实践供给方面,需要强化法律援助律师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及跨区域协作机制,调适辩护定位并优化司法观念;在规则续造方面,应当健全获得法律帮助权规定、有限允许侦查讯问的律师介入、保障值班律师权利顺畅行使,并明确量刑建议生成机制;在制度依托方面,可从判断标准、程序适用和法律后果三个层面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效辩护制度,从而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

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有效辩护的实现——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试点为契机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试点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延伸,将有效提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但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有效辩护的双重视角出发,刑事辩护率提高的同时应当同步关注刑事辩护质量的提升。囿于律师资源分配不均、统计口径不区分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法律援助经费不足、辩护质量评估体系阙如,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与有效辩护的标准仍存在距离。下一步,在量上,应当借助律师人数不断增长的契机,推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向侦查阶段覆盖;在质上,则应当通过提高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的经费保障、推动值班律师辩护人化、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评估体系,以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从“有”辩护向“有效”辩护的目标迈进。

法援辩护与委托辩护顺序问题的机理与根源

近年来,在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中屡屡出现法援辩护与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之间发生冲突的现象。这一现象使我国传统的“委托辩护优先原则”受到较大冲击。从系列典型案例入手,可以对法援辩护与委托辩护发生冲突的情形进行概括。目前既有的制度和理论回应并不能完全疏解这种冲突。冲突的形成是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信息隔离为主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近亲属及其委托律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冲突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从根源上说,法援辩护与委托辩护的冲突是律师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发生冲突的结果。就律师热诚辩护而言,不能仅仅从惩戒角度对其加以禁止,还要从辩方权利保障和程序性制裁等角度来加以疏解。

刑事辩护律师调取证人证言的困境与出路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据之一,刑事辩护律师调查获取证人证言是律师的一项诉讼权利。然而,由于立法规定不够合理、获取证言规则缺失、制度保障弱化及救济途径虚化等原因,刑辩律师调查获取证人证言的制度并不成熟,导致刑辩律师难以有效地行使该项权利。法律应当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建立律师询问证人规则,避免《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律师伪证罪的滥用,使律师调查取证制度得以完善,从而保障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近年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该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律师的参与覆盖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辩护三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机制有三个重心,即建立健全律师值班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特别是要完善律师在庭审前诉讼阶段的"有效参与",以保障认罪协商合法、认罚处罚公正和程序选择理性。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设计都隐含着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程序普遍参与的前提。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聘请辩护律师时,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其获得律师帮助的重要途径。2012年修正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并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从一审程序向前延伸至了侦查程序,但距离普遍、及时的刑事法律援助目标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应当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并建立有效的保障体制。在律师资源区域性分布不均的现状之下,通过建立中国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一定区域之内进行律师资源的合理配置,或者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纳入刑事法律援助服务队伍之中,可以较好地满足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实践的需要。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侦辩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值班律师制度的结构性分析——以“有权获得法律帮助”为理论线索

值班律师制度法律帮助职能的立法设计与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有效参与及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应然要求存在结构性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明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进而引导值班律师供给侧制度改革,而非一概以“辩护人化”了之。基于实践需求,一方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考虑明确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构建无效法律帮助程序的制裁机制,弥合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职能与律师有效参与需求间的功能悖离;另一方面,“刑事辩护”全覆盖应为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并存的二元体系,保留值班律师提供初步、及时法律帮助的功能特性。值班律师制度理论来源于“有权获得法律帮助”,是对“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理论发展。在辩护权利规范运行体系相对完善的背景下,应更强调国家法律援助的义务,实现辩护权利“质”与“量”的双重保障。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完善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二元划分的法律援助体系,实现律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平衡。

法律援助责任主体论略

法律援助责任的归属,是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与实施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立法上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和律师的义务,理论上也有模糊的认识和错误的观点,由此造成很多理论上的缺憾和实践上的困境。只有立足于国家责任主体的视域,方可在理论上为阐明各国家机关在法律援助中的角色分担、解除双重责任主体的悖论扫清障碍,在实践中为破解当前制约法律援助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资金、人员、机构性质、部门配合等难题创造条件。在法律援助的国家立法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势下,深度检讨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问题,明确法律援助的唯一责任主体应当是国家,是法律援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兼论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律师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律师与法律援助制度仍不相协调并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除了提高综合国力以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转换观念以提高社会各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认识外,更为必要和紧迫的是应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

必然、实然与应然: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社会研究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缓解了法律援助供需矛盾,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自身管理混乱、经费不足、当事人不信任等。在分析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要服务于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通过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现状及弊端的研究,提出要加强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社会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相关立法、引进实习律师或高年级取得律师职业资格证的学生、规范其设立程序、确立双层管理体制及与社会组织合作等,以建立服务社会型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论我国法律援助辩护之完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辩护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辩护服务也呈标准化趋势,但仍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且同国际通行的法律援助辩护制度存在一定距离。对此,应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适用于审前侦查、审查起诉两阶段。对于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为保障被告人在被拘禁期间最低限度的合法权利,至少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鉴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弥补性,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有律师辩护。为提高法律援助辩护率与质量,应考虑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健全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监督体系,并落实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资金保障。

论“委托辩护应当优先法援辩护”原则

委托辩护与法援辩护之关系,应当为委托辩护优先法援辩护。但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种种异常现象,被称为"占坑式法援"或"占坑式辩护",即用法援辩护排挤委托辩护。因此,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相关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以往的有关规定精神的背景下,以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法》的最新规定为依据,提出并论证了"委托辩护应当优先法援辩护"的原则,包括该原则的含义及其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透过多起典型案例,重点对因当事人亲属的代为委托和办案机关的通知引起同一案件中委托辩护与法援辩护的冲突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案。

论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指定辩护制度

指定辩护制度是保护贫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也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刑诉法对指定辩护的阶段、主体、对象及强制性等方面都做了重大修改,实现了指定辩护制度的重要突破。新的指定辩护制度的落实,需要构建一系列实施机制,包括与《法律援助条例》的衔接机制,公、检、法、司之间的协调机制、程序性制裁机制和人员经费保障机制等。

人权保障视野下强制辩护制度探讨

强制辩护制度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有重要意义,在人权保障的大背景下,构建强制辩护制度显得尤为必要。我国应当构建全面的强制辩护制度,即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程序中,没有辩护人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辩护,则刑事诉讼程序不能继续进行。这种强制是对公检法机关、对政府、对律师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构建强制辩护制度是人权保障必然的价值选择,也是重新确立律师应有的社会地位,改善律师生存环境的需要。

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1994年发展到今天,在援助模式、援助经费、受援对象、援助者及运作程序等方面均存在一些弊端,本文就法律援助制度完善提出若干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