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争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更应当回归于犯罪学之中,而在刑法学中用法益侵害和严重的法益侵害取而代之,并且它们只有被明确规定在刑法中才能叫刑法法益侵害。这样规定,不仅剔除了“社会危害性”这一宏观、模糊的、甚至易受主观价值取向改变的犯罪定义标准,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操作。

犯罪定义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 :“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 :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 ,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 ;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 ,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 ,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 ;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 :“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 (负 )刑事责任的行为。

经济犯罪、商业犯罪、财产犯罪的罪刑关系研究

经济犯罪、商业犯罪、财产犯罪是市场经济中常发多见的犯罪形式,但是目前在中外的刑法典和刑法学中对它们的规定和研究存在一定的偏差;经济犯罪是经济主体在经济干预或者调控的过程中实施的严重侵犯经济秩序和经济利益的行为;商业犯罪亦即商事犯罪,是指商事主体在商品生产、商品经营或者商业服务过程中实施的严重侵犯商事活动秩序和他人商业利益的行为;财产犯罪是行为人在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过程中实施的严重侵犯他人财产权益的行为;三者在主体、罪过、目的、动机、客体、行为方式、手段、定罪情节、处罚原则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但它们却完整地构成了以三者为主体、以财产犯罪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犯罪新体系。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研究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是融合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了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具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等价值。对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是立法技术的有意为之,却给制度适用造成阻滞。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影响后续量刑建议和司法判决的能力,但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全面审查和诉讼支持。监察机关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取决于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考量,可以采取从宽处罚建议书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专列项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该制度设置的两个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弥补律师不能介入的缺憾。应当建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和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当然离不了学者们的创构与证成 ,但是关键还在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讲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与社会的现实结构紧密相关。在中国 ,伴随着一元化社会结构的是源远流长的刑事类推制度 ,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二元化社会结构的成长 ,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实现了立法化。

论单位自首

单位自首在 97刑法中缺乏明确的规定 ,造成实践操作的困难。讨论何为单位自首 ,谁能代表单位自首以及单位自首如何处罚 ,有利于司法实践准确认定单位自首并据此对单位及责任人员合理量刑。

公务员职务犯罪应处资格刑

公务员职务犯罪,属执法犯法,亵渎了公权力,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严惩。但由于刑罚种类单一、司法裁量权过大等原因,职务犯罪缓刑免刑率畸高,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职务犯罪分子动辄缓免刑,除欲逃脱刑罚制裁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企图保留公职。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古今相关立法,设置剥夺其担任公职权利的资格刑,实现罚当其罪,从而更加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促进廉政建设。

论“以刑制罪”思维的教义反思与司法适用——以“温岭虐童案”的执法思路为切入点

传统的罪刑关系理论均强调"由罪而刑",然而由于法定刑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思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无法贯彻。为解决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人提出了"以刑制罪"的思路以弥补"由罪而刑"思路的不足,然而"以刑制罪"具有天然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慎重使用,同时法官要对沿袭这一思路所选择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正确的刑法解释。

论检察机关对宽严相济之“宽”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宽"是刑法谦抑性的具体体现;贯彻宽严相济之"宽"有利于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破除重刑主义、预防犯罪、化解矛盾、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应如实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之"宽"的刑事政策。

涉税犯罪的刑事司法反思

由于税收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使涉税犯罪刑事司法制度具有自身特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涉税犯罪不可避免地呈现上升趋势,有关涉税犯罪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建立税务警察、税收司法机关等治理涉税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完善治理涉税犯罪案件的程序,对于遏制涉税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文物犯罪是危害社会应受惩罚的行为,我国刑法专门以妨害文物管理罪加以规定。文物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何有效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刑事政策起到了引导作用。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其最佳的选择。

略论宽缓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毒品犯罪

宽缓刑事政策的确立势必导致毒品犯罪相关理论的重构,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轻刑化等理论在毒品犯罪认定中的适用和协调则成为深化毒品犯罪研究的基础。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毒品犯罪的现行立法和实践,坚持吸毒行为的非犯罪化具有合理性。

论我国刑法中的主客观辩证统一关系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它在我国刑法中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理 ,具体体现在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体现初论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明文规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求和当然前提,这一要求和前提强调刑法必须具有明确性,即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要明确具体。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一,是对刑法规定抽象性和模糊性的非难。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一定体现。但在现有体现方式的基础上,还更需要通过对法官适用法律解释权认同的回归和刑事法解释专业体系的兴立的确立,从而更好地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

论涉枪案件量刑的科学化

近年来,刘大蔚、赵春华等涉枪案,充分暴露出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涉枪案件的量刑存在严重缺陷。为实现涉枪案件量刑的科学化,在刑事政策方面,有必要对“整体从严”的政策予以调整,逐步建立“轻轻重重”的涉枪案件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规范化方面,必须摒弃粗放化、简单化的顽疾,实现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精细化;在定罪量刑标准方面,必须摒弃重客观要素特别是唯数量论的倾向,实现对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的等量齐观。

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及刑事立法展望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恐怖主义犯罪惩治应坚持法律制裁、预防和控制相结合,遵循国际法原则,加强集体安全合作观念。我国应制定专门的反恐法,增设罪名,注意法律之间的协调配合,构建严密的反恐法律体系。

社会危害性的角色转换与犯罪概念的流变

社会危害性在不同类型的犯罪概念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迥异的功能,这是正确认识、检讨现行社会危害性理论必须全部审视的因素。在形式的犯罪概念下,社会危害性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法律地位,但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解释犯罪的功能;在实质的犯罪概念下,社会危害性充当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因无节制地膨胀而上升为认定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的高度;在混合的犯罪概念视野下,社会危害性理性回归到人权保障的角色,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个案矫正的功能。

反思与检讨:明确性原则

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重要派生原则,为罪刑法定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对明确性原则的理解存在偏差与误区,即一味追求过度明确化刑法规范。其实,刑法规范过度明确化并非明智之举。

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防控模式的变迁与困境——基于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分析

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治理模式遵循“司法预防模式—立法预防模式—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重刑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内对立法和司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重刑治毒在短期内的成效无法掩盖长期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不减反增的事实。这三种模式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集中体现为刑罚的预防功能失调和青少年罪犯再社会化不足。治理模式的更迭不仅昭示着治理理念的转变,而且表征着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由于涉毒青少年再社会化和防止再犯罪成为毒品刑事政策的新导向,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治理理念逐渐转化为重预防和矫治,轻打击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