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及动态演进

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目标必须加快经济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发展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经济绿色转型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应用空间,两者相互影响。在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与耦合机理分析基础上,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然后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探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样本期内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整体水平依然偏低,但二者均呈上升趋势,而且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和西部的地区内差异逐渐扩大。各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虽然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但保持原状态概率较大。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

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创建离不开金融高质量发展。在圈域内,金融高质量发展拥有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市场质量,拥有较大的金融规模、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合理的金融机构布局,以及积极的政策措施和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等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存在未形成具有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金融联盟、金融辐射力较弱、圈域内部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金融改革创新不足、金融配套措施不完善、发展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供求结构失衡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做好两地西部金融中心设计、构建两地金融业合作协同机制、协同两地金融业监管制度体系、优化两地金融组织和市场基础、加速两地金融服务改革实践 、利用科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营造两地金融国际化环境等方面的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高质量发展策略,以供参考。

区域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性的量化分析

通过梳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我国2006—2020年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金融各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及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量化测度了我国整体及除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外其他各省市区域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协调性总体上处于正增长趋势,且当前已实现良好协调水平.而各省市的协调性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协调性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各省份近年来协调性增长势头强劲.鉴于此,我国应当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稳步提升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并进一步改善金融体系配置效率和内部结构,以促进我国区域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地区间经济联系与区域发展驱动力分析

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最能精确刻画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彼此关联关系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源泉。依据我国宏观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资料,对20世纪末各个地区产业增长的驱动力进行了判别。结果表明,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市场驱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沿海地区大部分产业已经形成了以非本地市场为动力的发展格局,60%以上的产业对非本地市场的依存度在50%以上,而内陆广大地区,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本地市场。这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产业发展潜力的差异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导致许多产业向沿海集中。这种态势也预示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在产业竞争力培育与市场拓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也是必须给予政策扶持的重点。此外,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沿海地区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对水平,国际市场的变动将直接冲击这一地区产业的发展,或从中获益。

区域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理性投资吗?——基于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的视角

多样化是经典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合理多样化地配置资产是家庭理性投资的重要体现,也是家庭财富稳健积累的基础,但现实中中国家庭投资组合的多样化程度严重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发展不充分带来的市场结构不完善。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这一重要特征为本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检验渠道。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近3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区域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家庭理性投资,提升家庭投资组合的多样化程度,从而促进家庭资产组合的优化。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区域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供给侧的市场摩擦,提升需求侧的家庭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和财富水平,进而促进了家庭的理性投资。本文还发现,区域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财富门槛和认知门槛对家庭投资选择的阻碍效应,更有助于提升不受财富门槛和认知门槛限制的家庭的理性投资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特别是攻坚扶贫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协调度研究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关系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分析200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协调度,对二者的协调状况做出评价。首先,以五大新发展理念出发,构建科学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测算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制定科技金融政策打分手册,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三个维度对全国31个省份2007—2018年相关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科技金融政策的发展状况;最后,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角度计算经济发展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协调度,最终测算两系统的总体协调度。结果表明:各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协调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刍议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形成区域间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的原因:政策体制环境差异、循环累积效应、地方市场分割,加剧了区域间市场发育程度的差距。为此,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区域金融协同发展测度及协同机制构建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金融协同度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18年京津冀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维度对京津冀地区金融协同度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协同度发展趋势相似,均呈两段式发展;2015年以来,三地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协同度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金融规模各子指标对协同程度的影响较为均匀;金融结构的子指标中,保险密度对结果影响最为显著;金融效率的子指标中:GDP/FDI、货币化率对结果影响最为显著。

转型期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测度

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市场化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市场化制度变迁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发挥出企业家精神,不论是基于企业家精神不同衡量指标的检验或是采用市场化指数的分指数检验,还是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均具有稳健性;运用面板联立方程克服逆向因果性问题后的研究发现,市场化制度变迁程度每增加1%,企业家创业量将增加2.4%;地区腐败、金融发展、财政分权等外部宏观环境变量均会影响市场化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00—2012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发现金融发展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渠道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家精神就越活跃,进而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通过比较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回归结果本文还发现,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有关,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最显著,市场化程度中等的中部地区次之,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西部地区最小。

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金融市场发展因素分析

货币锚的决定因素是一国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优势的变化。随着美国、欧盟、日本、英国货币国际化的推进,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在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和储备的主要货币。以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锚"的调整为主线,分析1999—2011年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国际化推进过程中金融市场发展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西方国家的货币国际化走过的是一条金融深化的道路,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的比重对货币的国际化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股票周转率、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重以及国内银行信贷占GDP比重的提高则不利于货币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中国需要优先稳固发展国内的实体经济;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要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保证股票市场的稳健发展,同时应警惕国内信贷资金的急剧增加。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门槛效应研究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探讨——以中国西部12省区为例

文章基于2002—2011年中国西部12个省份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和保险市场)发展状况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利用pooled LS回归和基于贝叶斯线性回归理论的MCMC算法,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拉大了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保险市场发展则对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抑制作用。并在文章的最后对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以及政策建议进行了阐述。

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0-2004年西部七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银行、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相关数据,采用似不相关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对模型进行估计,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实际利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呈弱相关关系;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起明显的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与民间金融发展:市场化制度的转轨

本文在经济增长理论简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引入市场化程度的变量,分析了市场化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影响;进而以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安排为案例,分析了市场化民间金融制度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典型化事实,并提出深化我国民间金融制度发展的市场化制度对策。

金融深化与房价波动:一个倒“U”型关系

利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深化和房价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具有先上涨后回落的倒“U”型特征,且这一影响可通过房地产贷款规模扩大和资本市场发展完善两条机制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扩大了房地产贷款规模,正向推动房价上涨,另一方面促进资本市场完善,对房地产投资形成替代效应,负向影响房价波动;金融深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表现出了区域异质性。建立房价调控机制需要继续推进金融深化,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发展,同时结合区域发展状况,因城施策、因地制宜。

陕西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现状评析

金融市场结构是质与量相统一的相对独立系统,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金融市场结构优化与否直接反映了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金融市场结构的失衡制约了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核心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针对陕西区域金融市场供求结构失衡、金融中介机构效率较低等问题,应完善区域金融市场体系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大力发展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金融化水平。

基于靶心度分析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区域比较

选取分别代表东、中、西3个经济区域的6个省份,用灰色理论中的灰靶分析方法对各区域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1998～2002年各区域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开放较早,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发展也明显较快;中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在不断上升,但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最低,基本上还是国有金融一统天下.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灰色理论应用于数据信息有限、小样本不确定情况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优势.

金融抑制型发展会阻碍区域市场整合吗——基于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的经验研究

本文探究金融抑制下我国金融发展对区域市场整合进程的影响。金融发展会对区域市场整合产生双刃效应,而最终的影响取决于该国(地区)是否处于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下金融部门会偏好于向市场提供规模大但效率低的金融服务,异质的产业部门会获得趋同的金融支持,这软化了区域市场分割的资源约束。为此本文基于2000-2009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利用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对区域市场整合进程形成了阻力,其深层原因为金融抑制下我国金融部门没有激励识别比较优势部门。本文的启示是要消除区域市场分割应首先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

我国城市经济转型测度研究述评

目前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理论研究滞后于转型实践,尤其是对城市经济转型测评的研究不足。对城市经济转型进行评价要以人为本,并反映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对城市经济转型评价不仅应重视内部能力测度,更应强调外部绩效测度;目前,对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价应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今后,对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的测度,在理念上要从可持续发展观转向科学发展观,在对象上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向一般性城市,在目标上要从建设小康社会转向建成小康社会,在内容上要从过程能力转向转型绩效;同时,应要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动态分析和分析方法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