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首次建构炎黄共同体理论研究

北魏主导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主导建构的共同体理论。它将鲜卑、羌、氐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全部纳入到炎黄后代的范畴,提出了以鲜卑为主的“华夷共祖”理论,认为共祖于炎黄的“夷”也有权利追求和实践大一统,并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国观和王朝观。这展现了少数民族加入中华大家庭的主观愿望,打通了少数民族追求和实践大一统的通道,为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蒲松龄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度

蒲松龄的为人处世与诗文风格均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魏晋名士一往情深、率真自然的精神风貌的影响。蒲松龄像《世说新语》中那些魏晋名士一样,在无情的社会中满怀深情地活着,在伪善的体制下率真自然地活着。情到深处成痴,痴人多具狂性。蒲松龄是一个痴于真情、痴于科举、痴于著书的痴人,也是一个至情至性至淳的狂生。可以说,“情”“痴”“狂”是蒲松龄的精神内核,也是《聊斋志异》成书的推动力。

“魏晋风度”论的学术渊源--从刘师培到鲁迅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从重新肯定魏晋文学和文化地位的角度出发,由魏晋文学风格的变迁入手,在论汉魏、魏晋文学风格变迁中谈及了魏晋主要文士的人格精神,开启了近世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大规模考察的先河,对后来的魏晋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启发了鲁迅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和阐释。而鲁迅第一次以“魏晋风度”来定义魏晋文人精神的总体风貌,从而确立了魏晋风度的经典地位。

触类旁通:魏晋六朝文论与棋论会通考辨

汉末魏晋六朝,文论与棋论遥相呼应,共融共通。从批评方法看,二者皆以“品第”方式推出时代楷模,以供学习和模拟;从批评范畴看,文论和棋论都有尚“势”的特征,以势之定与变探讨为文与行棋之具体技巧;至于境界层面,二者的理论建构都可归结为易道,传达出天人合一之感,极具生命意识。此种共融共通实是因为二者的理论建构都滥觞于中华民族的儒道法及兵家思想,此种趋势在魏晋六朝之后亦有承传。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论阮籍的庄学思想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在魏晋之际开启了读庄的风潮,这既是那个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所致,更是东汉以降学术思想大势之所趋。但阮籍的庄学思想并未超出《庄子·齐物论》的范围,而且理解上还混杂着汉代气化论的思维方式。他以“万物一体”为中心命题,把宇宙理解成一个混沌整体,认为人生应该齐生死是非乃至万物。阮籍对庄学的贡献主要在对庄子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形成“放达”的社会风潮。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如何认识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性质

声无哀乐论是一个旨在追求思辨乐趣的论辩命题,未必是嵇康思考成熟的美学思想。其理由是:其一,《声论》的立论依据不充分。音声不变论是用声音的特点来代替音乐的特点;声情无常论错误地把音乐与感情的关系说成是符号和实体的关系;情在听众论回避了作曲家和音乐的关系。其二,《声论》的驳论之所以具有张力,主要是在论辩术的层面上。主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真正战胜对手,他或者用诡辩法暂时胜人之口,或者提供一种新解释,却不能完全否定对方观点。其三,《声论》的这种特点与魏晋清谈的特点是一致的。清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游戏性质,很多论客热衷清谈,目的不在探求真理,而在寻求思辨的快乐。《声论》可以说是清谈的文字版。

魏晋文学理论发展述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互证生生:玄学与佛学理论形态之关系

魏晋玄学与佛学,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哲学体系,但是从共时性结构上说,玄学和佛学都属于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其中"无"与"空"的本体哲学,"有"与"无"现象与本体的辩证关系,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思辨逻辑,使二者在理论形态上构成了互证生生的关系;从历时性结构上说,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对玄学的汲取与扬弃,玄学后期发展所接受佛学的浸染与影响,使二者也构成了一种互证生生的关系。其中,玄学是影响中国佛学建构与形成的根本,佛学又反过来浸润并影响玄学,从而影响了中国本土哲学的理论形态。

魏晋南北朝军事学术杂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学术思想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一家"、融众取长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制必先定的建军思想;"弘思远益"、通揽全局的战略决策思想等等。军事学术成就客观,军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是中国历史上冷兵器作战时代军事思想的重要总结,对后世军事思想的递嬗演变曾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

史迁风神与六一风神

作为宋韵之一的六一风神,其独特之处在于,茅坤预设了汉代的史迁风神,而六一风神来源于史迁风神。风神来源于明代小说关注人物形象批评的传神论,而六一风神同时具有宋代文化特质的儒者风神、宋调、台阁体、人情说的特点。风神论之魏晋风神特有的悲剧精神与生命意识也融入了六一风神之中,从而铸造了六一风神丰富复杂的绝世品格,也形成了汉宋风神的不同内涵。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论“东坡风度”

苏轼与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古代大诗人相比,个性更鲜明,更受到后世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最多的古代名人也是苏轼。这是因为苏轼全面学习、化用"魏晋风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坡风度"。用"东坡风度"来概括苏轼的魅力,比其他任何一个词语都要恰当。后人固然学习苏轼超然旷达、爱国忧民的内在精神,但更热衷于模仿"东坡风度"的各种外在具体行为:谈玄论道、醉以忘忧、性好山水、谐谑风趣、书画怡情、医药养生、人物品评等等。"东坡风度"为历代中国文人树立了一个标准的效仿榜样,千古传颂。

史书诗坛耀三星 千秋万古当齐名——论习凿齿与王羲之、陶渊明未能齐名之原因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均有着闻名遐迩的崇高地位,可谓冠绝千古。与王羲之、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史学家习凿齿,史识超群,功勋卓著,特别是其"越魏继汉论"即"国家应大一统论",在史坛上独树一帜,影响至今。其知名度理当与"王""陶"相伯仲,然而,囿于诸多原因,习凿齿的英名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所遮蔽,以致不显山露水,甚至为世人所误读。因而,探究其深刻原因,彰显其光辉业绩,实有必要。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四献疑

长沙走马楼吴简面世之后,我根据这一崭新资料对于传统"吏户"论重新审视,发表了《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认为从吴简观之,吏、民的户籍被混合编制于地方基层乡里,不存在单独编制的"吏户",吏与民同样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吏的地位还略高于普通编户民,表明当时并不存在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另外编籍的所谓"吏户"。此后十余年发表的几篇坚持"吏户"论的文章,虽然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论据加以辩解,但是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足以否定我的质疑的新旧史料或论据,以驳倒拙文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由此而派生的学风问题却并不为少,其中可以孟彦弘先生为代表,他将"吏户"论关于"吏"有单独的户籍、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的基本观点加以阉割,认为这与"吏户"论没有"必然联系",而吏的"身份性"才是"吏户"本质的似是而非的孟氏"吏户"论,以回避"吏户"论的要害。但是在为其"吏户"论辩解时,却以"吏"的户籍和地位问题作为论据,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之中。为了驳倒笔者对于"吏户"论的质疑,他又将这一学术问题引向个人治学"思路"问题中,试图从贬低这一质疑的学术创新以达到维护"吏户"论的目的。

推溯源流与经典化:魏晋南北朝文论对汉代五言诗史的重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论发展的兴盛时期,五言诗也于此时进入繁盛期并逐步确立其重要地位。在此一时期文论著作中,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对五言诗进行推溯源流,通过确立古诗的源头地位及对汉代五言作品的实名化来实现对汉代五言诗史的构建。而其背后,则有着经典化诗史构建的意识。

论姜夔《续书谱》的书法美学批评思想

姜夔的《续书谱》从道德批评转为美学批评,薄唐人法度而尚魏晋之风,并形成一系列与之相辅的切实简明、深契事理而又灵动辩证的理论,在宋代书论史上承上启下,真正树立起"宋人尚意"的里程碑。

周易哲学和道教文化的关系探析

同为中国古老传统文化,周易哲学和道教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思想体系的形成深受周易哲学的影响,包括其长生不老的神仙信仰,其创世纪说,五行方位说,其符系统,丹道理论,以及其中蕴涵的辩证法思想。而魏晋时期,士族学者也以老庄学说为核心的玄学来解释周易,使易学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