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构建党内全过程监督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重视自上而下的监督,不够重视自下而上的监督,没有构建起全过程监督体系。造成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贪腐问题屡禁不止。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构建并不断完善党内全过程监督体系。全过程监督体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纪委监委专门监督责任,坚持民主监督与集中监督的有机结合,坚持自上而下监督与自下而上监督相结合。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党内全过程监督制度,进一步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体制机制。发挥同级党组织相互监督的作用。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积极推进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加强各级党委对监督工作的领导。强化对干部管理工作的监督,完善干部选举和任用工作监督、“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决策监督。加强对党内全过程监督体系构建的领导与管理。

乡村治理如何有为、有效?——全国92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启示

以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并推广的92个乡村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引发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战略引导;二是地方为满足制度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经济发展而进行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逐项难题。文章从完善治理体制、健全治理体系、创新长效机制、聚焦突出问题四个方面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党建统领,构建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通过形成“三治融合”体系,推动乡村治理多主体参与;通过积分制、清单制推动乡村治理实现长效化;通过聚焦乡村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治理变革。基于此,文章认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有三大机制,即党建引领—全民参与机制、问题导向—实践需求机制、综合创新—长效运行机制。把握三大机制可以帮助各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有效模式。

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建设:实践价值、内在张力与发展路径

基层治理是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础,其核心是基层民主。建设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是在基层社会落实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具体路径,有助于完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推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的“接地气”发展,促进基层直接民主与基层治理相互贯通,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和激发基层治理活力。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需要关注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内在张力,即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下规范性的民主目标与民主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制度规范与实践运作之间存在的脱节现象,主体功能与程序设计存在需要磨合的环节。构建完善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重点在于解决基层民主的制度结构环节不完整、覆盖不全面、关系不顺畅的问题,解决基层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制度、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张力问题,解决基层民主的观念认知、制度意识和能力提升的实践性问题。走民主和法治之路,直面现代化发展逻辑诱发的基层问题,坚持以人为目的本身,提升基层民主制度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犹太人问题与自由民主政体——基于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考察

犹太人问题由来已久,但第一次提出该问题的当属斯宾诺莎。在斯宾诺莎的时代,尼德兰沦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角逐场。结合这一时代问题与历史问题,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对于好的政体,即自由民主政体有着细致的描述与刻画。透过自由民主政体的表象深入斯宾诺莎建构理论的逻辑基地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运用历史主义和文献研读的方法,重构诸多概念,让神学与哲学、教法与世俗法分道扬镳,粉碎了犹太教固有的“永久选民”的优越感。其次,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从人性观与自由观两个角度对犹太民族的民族基础予以重击。最后,斯宾诺莎在重构神学、重解犹太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政体。打碎之后建立的自由民主政体,作为后事之师不难发现其解决问题效力匮乏。在巴以冲突的当下,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历史悠长的时代难题,也亟须学术界作出更多的研究与贡献。

技术民主化之可能与不可能——芬伯格技术民主化思想的缺陷及其补充

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思想发轫于对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的批判,致力于使初级工具化向次级工具化转变,并鼓励公众通过技术论争、创新式对话和参与式设计以及创造性挪用等路径推动技术的民主化。这些思想充满洞见,但也存在强制把现代性的宏观选择还原为技术的微观可选择、忽略公众参与技术设计以促进技术民主之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无视技术选择难逃人类中心之窠臼、搁置正义伦理空场等缺陷。因此,我们需从现代性的重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构、保持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间的必要张力,以及重塑基于承认、参与和能力的正义伦理等方面入手加以补充。

根据地公营工业企业化、民主化生产管理制度的形成(1927—194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公有制工业发源于土地革命根据地时期。初期在战斗频繁的条件下主要实行军管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管理问题出现,如何处理工厂内的各种关系问题凸显,随即苏维埃政府颁布相关条例予以规范。抗日根据地时期,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地公营工业在改善管理上做了多种探索,致力于改善生产并调动多方面人员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公营工业的管理体制进入完善时期,在企业化和民主化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下,工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充分肯定,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人民性显著的中国特色的“两化”工业管理模式。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生成逻辑与阐释路径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经典表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构成特点及表达特色。基于超越和适应的生成逻辑,既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鲜明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也使其呈现出解构与建构、拒绝与包容、特殊与普遍、阐释与叙事、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特点。新时代,推进党的民主话语走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需要加强基于一般性政治语言的理论阐释和传播,处理好话语竞争与对话的关系;需要推进基于实践的话语证成,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充分、健康、有序运行,在持续的创新实践中证明和展示其生命力、优越性和类型学价值。

武装·政权·民众——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敌后根据地,对整个华北的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的“革命堡垒”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武装力量的创造和利用上,还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特殊统战关系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敌后抗战的深入推进构建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此外,中共对民众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为在山西根据地创建中实现“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的革命目的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通过武装、政权和民众三位一体的通盘营建和在地化推进,中共一方面能够深入敌后,另一方面又以敌后为基点展开山地游击战,呈现出根据地抗战的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并为战争时期根据地山区社会的重构和再造打开了新的可能。

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实践功能与推进路径——以温岭委派民主监督员工作为例

作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新定位,政协协商式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浙江温岭市政协委派民主监督员的创新实践研究发现,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的运作模式具有监督主客体的真诚沟通与相互合作这一重要特征,在保障和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质量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此间,政协的广泛性、包容性、客观性和贯通性等独特优势,构成了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的过程性实践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但囿于可操作的功能定位不够明晰、制度建设尚不系统和多元主体缺乏协同等因素的阻滞,实践中也仍面临若干发展问题。至少还须从完善宣传、沟通和反馈等机制着手,探究如何进一步激活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效能的方案。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其实践--以《毛泽东选集》中“农民”一词的运用为中心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全面了解,对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与重要性有准确的认识,并在民主革命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与策略,动员与组织农民加入其中。毛泽东十分看重作为群体的农民的阶级属性与行动,他注意将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民主革命的目标相结合,激发其“革命性”,也注意改造农民的“落后性”。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其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民粹主义视角下美国陪审制兴衰的逻辑解析

对民粹主义和美国陪审制的研究连篇累牍,却鲜有关注二者的逻辑联系——美国精英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血统赋予陪审制民粹主义性质。遵循民粹主义发挥影响力的逻辑,可勾勒出陪审制政治和司法价值由盛而衰的逻辑:在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陪审制被精英利用,发挥了破旧立新以保障自由、包容性促、进民主等价值,实现了政治价值;随着美国精英政治日渐边缘化民主,陪审制因民主性和反精英性受到精英压制,其民主制衡能力被认为和法治相悖而受到侵蚀,政治价值减弱。同时,陪审制的道德同质性、推崇陪审团集体的常识和判断能为旧式审判提供合法性支持,实现了其司法价值;但民粹主义的陪审裁决具有不稳定、反智倾向、种族歧视性及低效性等,和现代司法追求的理性、公正和效率价值相悖,司法价值减弱。民粹主义的视角可以统合美国陪审制兴衰的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也可为其他国家陪审制的移植和改革提供解释思路。

使命型赋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赋能理念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赋能是将赋能与革命使命相结合的使命型赋能,赋能与革命使命不可相互化约。赋能指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思想意识、知识与技能、组织化等方面权能的提升,革命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要达成的社会革命目标。通过赋能提升农民权能既是目的,又是达成革命使命的手段。使命型赋能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决定的,它一方面避免了将革命使命口号化、空头化,另一方面避免了赋能的去政治化。对中国共产党使命型赋能的研究回应了学术史上关于农民赋能的化约论与二元对立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使命型赋能经验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使命型赋能有重要启示。

城市社区体育“协商治理”发展的本土逻辑、价值定位与未来向度

协商治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制度基层治理的重要民主形式,契合了现代治理理论中民主与治理的双重功能,是推动我国体育治理能力提升与实现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实地调研法等研究方法,借鉴现代协商治理理论和民主理论,审视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现有的诸多问题,完善城市社区协商制度框架以规范基层治理主体的协商行为,并通过制度设计、运行与完善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协商治理的不断优化,以此解决城市社区体育协商治理主体、过程以及结构等方面的问题。

社会医学化影响下医患关系的转变

社会医学化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身体的医学化,带来各种身体配件修复术;二是生活的医学化,导致大量“疾病制贩”。身体的医学化将原本的社会问题病理化、个人责任化,而健康问题的个人责任化又促进了身体的解家庭化。“疾病制贩”运动将有可能导致社会进入“无人健康、人人有病”的境地。对于社会医学化现象,在防止过度医学化的同时,应该改变“物化”的医患关系,把家长制医疗模式转变成民主制医疗模式:一是要适应权力向患者转移的趋势,二是要构建医患间平等关系,三是要满足患者情感慰藉的需要。

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评析、指导及当代启示

列宁深刻地研究、批判地考察俄国解放运动,在反思革命民主主义丰富遗产的基础上,批判了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提出要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列宁为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的思想准备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党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历史,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自我革命,做好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2024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提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最新要求。学习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评析与指导,有助于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

决策征求意见的知识生产价值研究——对“形式大于意义”论误区的探讨

随着决策程序越来越规范化,征求意见已成为新时代决策过程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但对其价值认知却容易陷入“形式大于意义”的误区。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政策文件的制定为例,基于知识生产主体—过程的二维框架分析决策征求意见价值的作用路径可以发现:在主体性维度,决策征求意见通过对象的多元化构建了一个涵盖整体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经验性知识与专业性知识、权威性知识与民主性知识的行动者网络;在过程性维度,决策征求意见通过方式的多样化形成了归纳总结、调查研究、对话协商以及集体决策等知识生产类型。经过征求意见,使得政策文件制定的整个过程均能充分吸收各种知识,成为提高政策文件质量的重要机制。以知识生产视角审视决策征求意见的价值作用,有助于回应长期存在的“形式大于意义”价值认知,深入探索知识生产的民主路径,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果。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重视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

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相关研究更多集中在总结“是什么”,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相关研究存在不足。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文献的梳理,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这一问题进行解答,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时代课题的历史性回应,同时也能给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提供经验启示。研究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视,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塑造,二是在特定时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目标和使命的必然要求,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经验认识发挥着思想基础的作用。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湖南木帆船运输业探析(1949—1952)

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急剧变革,各行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下重建和发展。木帆船运输市场得以重建,成为当时重要的运输力量。以湖南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木帆船运输业逐渐恢复,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运输市场秩序;降低运价,加强管理,在城乡物资交流中发挥着民船联运的优势,大运输体系建立起来;土产、矿产和粮食得以外运,工业品和食盐输往农村,农村初级市场末端得以拓展,新商业路线得到开辟,在国家工程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虚拟现实下的社区公共空间参与式设计分析

随着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趋向于采用参与式的方法,以增强设计过程的民主性和包容性。文章探讨了VR环境下参与式社区公共空间设计的方法与效果,并分析了其在提升社区成员参与度和满足多元需求方面的潜力。首先,回顾了参与式设计的理论基础和VR技术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进展。其次,讨论了VR在参与式设计中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技术获取的平等性、用户界面的友好性以及虚拟环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VR为社区公共空间的参与式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工具,使得设计过程更加开放和迭代,能够更好地反映社区成员的需求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