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关系视角下算法规制的困境与因应

法律关系视角下的算法应用责任主体明确,核心客体数据可重复使用,具备规制可能。算法规制对于处理算法应用所引发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市场垄断问题等具有现实必要。数字时代下规制环境变迁凸显当前规制的不足。立法作为法律关系的调整方式,存在规制理念落后,立法模式单一,法律规范难以直接作用于算法治理的困境。在法律关系的具体面向上,算法研发与应用机构存在算法责任认定困难,算法专利化理论妨碍市场优势的发挥的问题。公权力机关“被规制者”定位的缺失与不当规制的情形同样不利于规制目标实现。算法规制应当予以规范:第一,应当转变传统的规制理念,加强对算法的权力规制,推进专门式立法,并在部分规制环节尝试法律代码化。第二,算法研发与应用机构应当在制度层面明确算法作为商业秘密的性质,结合算法透明的抽象原则与具体操作机制,实现平台行为的责任认定。第三,面向公权力机关的具体规制应注重治理与技术发展的平衡,同时规制公权力机关的算法应用行为。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及其实施——兼论与浦东新区法规的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0条首创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这一新型地方立法,其三款分别描摹了整体制度轮廓、聚焦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变通的均衡、明确界定特殊立法范围及批准程序,三款的体系化诠释构成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的基础。比较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和浦东新区法规,可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全面展开的相关制度细节。当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及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与其他经济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与全国性法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6条四组基础关系的规范回应不足,这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度实施准备不足、实施背景复杂、法律界限不清晰。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但具体规则增量仍然有限。在通过立法解释、制定配套法规、修改海南立法条例、制定单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以规定立法制度等方式系统回应的同时,更应正视其新型地方立法的典型样本身份,引入地方立法体制的全局性视角,探索先期方案夯实反应储备,并以此为契机助推地方立法理论发展。

论先行地区变通立法的逻辑、风险与对策

我国先行地区变通立法产生于1981年,迄今为止其功能定位已更新迭代,相对应的立法主体也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先行地区变通立法产生的法理逻辑在于它是我国法律演进的重要路径,制度逻辑在于它是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制度,实践逻辑在于它是调和法律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在先行地区变通立法实践中存在立法应急、过度变通、低效立法、守法负担加重、立法僭越、市场分割等主要风险,应当进一步明确变通立法权使用的后置性原则、比例原则来约束和规范变通立法行为,同时可以通过强化人大主导和先行地区间的协作、增加变通立法转换机制、将风险评估程序法定化等措施防范风险。

《立法法》修改背景下临时仲裁的引入路径

引入临时仲裁能够克服我国与外国在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方面面临的不公平和不对等的问题,提升我国海事仲裁的国际竞争力,并且有利于改善我国投资与贸易环境。在《仲裁法》仅承认机构仲裁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对临时仲裁的承认缺乏合法性依据。在《立法法》修改之前,我国仅能通过修改《仲裁法》引入临时仲裁;《立法法》修改后,还可以通过暂停《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适用以及通过经济特区法规和浦东新区法规变通《仲裁法》相关规定引入临时仲裁。综合比较三种引入路径的利弊,通过经济特区法规和浦东新区法规变通《仲裁法》相关规定的路径最佳。

城市居住小区“划拨”体育用地专项立法研究——基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思考

大众健身场地不足是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的表现之一,客观上有悖于《宪法》精神并制约着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研究依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精神,并参照《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规定,在宪法诠释、底线公平、公共服务法理论证的基础上,主张城市居住社区体育用地应该以"划拨"为主要方式实现有效供给;认为"建老百姓身边场地"实质是土地资源多方利益的博弈,不用专项立法不足以规制;并从法规的构成要素和践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由此构成城市居住社区体育用地"划拨"正当性及法律规制阐释,力图为专项立法做必要的理论铺垫。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关系研究——以山东省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为分析对象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共同聚焦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山东省16个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分析对象,择取与部门规章、山东省政府规章相联系的规范内容进行逐一比对和分析,梳理了条文内容重复、衔接和不一致三个类型的具体表现,进一步分析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关系呈现不清晰状态及效力等级模糊的原因,在于《立法法》制度设计留白、现行立法体制下的法制冲突风险、央地事权划分的紧张关系。进而提出由"明确判断效力等级"到"构建兼容性衔接机制"、由"事后效力裁决机制"到"事前风险防范机制"的解决思路。

部门利益——部门立法抹不去的痕迹

依法治国伟大方略的实现要求法律体系的规范、科学。这对以部门立法为代表的行政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长时间以来,各部委广泛的立法活动,虽然适用领域面宽广且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但仍然无法消除其存在的深刻的部门利益烙印。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

海南享有地方立法权和特区立法权,其立法体制具有双重性。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法规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当结合国家政策和制度,梳理地方立法需求,坚持特区立法和地方立法并行,注重发挥法规性决议决定的作用,科学有序地推进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应当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结合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修订现有特区法规,以制度创新为指引,发挥特区立法权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并发挥一般地方立法权在落实中央政策和制度、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以及政府监管和涉海事务等领域的作用。

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地方性立法分析

海洋特别保护区是保障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项重要工具,随着其规模的增长,海洋特别保护区立法位阶和技术方面的问题逐渐显现,制约着保护区功能的发挥。论文分析了海洋特别保护区立法需求和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比较分析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两种立法形式的优势与劣势,进而从立法路线、技术两个方面提出了海洋特别保护区地方性立法改进的方向。

中国个人破产立法之取向与趋向——兼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之价值

个人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个人破产制度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以及立法条件等已然成熟。基于渐进式立法的惯例,率先由深圳市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兼具试验和示范双重意义。在价值层面,该《条例》囊括了个人破产制度"规范个人破产程序""促进债务人的重生、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核心价值;在规范层面,该《条例》构建了"个人破产申请与受理制度""债权申报与债权人会议制度""和解与重整制度"等个人破产的制度体系雏形;在技术层面,该《条例》为其他地方乃至国家层面的个人破产立法提供了范本,也标示着中国个人破产立法的基本趋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个人破产立法迫在眉睫,但鉴于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仍属于新生事物,在具体制度设计时需要考量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此才能使制度设计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而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以往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宜采取渐进式立法模式。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由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其他地区紧跟其后,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另行制定统一的个人破产法。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后评估方法的研究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立法后评估是检验其立法效果和提高其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国内外立法后评估的现状和特点,根据安全技术规范的立法目的,在充分调研和专家评议的基础上,明确了评估原则和标准,构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估指标体系及其要素集,设计了评价模型和评估程序,形成并确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于层次分析方法的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后评估方法。通过评估案例的实践和验证,证明了该方法的适用性和实效性。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立法完善思考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屡禁不止,对公众隐私、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侵害。究其原因,现有的法律制裁体系存在漏洞,惩戒力度不足,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犯罪形势,有必要重新检视立法的相关规定,完善法律制裁体系。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应当完善刑事制裁,修订《刑法》第283条和284条的相关规定,提升法定刑的幅度,增加罚金刑;其次,应将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间谍专用器材以及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畴,同时,还应当探索对可能用于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行性。

论单行条例立法审议过程中变通程序的商谈构建

法律层面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变通立法的权限范围的界定不明,在立法实践中单行条例变通权限的厘定主要通过审议程序来决定,如何在立法审议过程中就变通权限达成共识成为变通权行使的关键。依据哈贝马斯关于协商民主的思想以及其所提出的产生合法之法的双轨制商谈的程序性的范式,单行条例立法中的商谈不仅应存在于立法机关内部的正式协商,也应存在于各民族民众之间的非正式的协商,公共领域非正式商谈所形成的共识应通过建制化的商谈上升为公意。在域外经验方面,英国议会对私主体特别授权的私法案的立法程序中的半司法性质的辩论和利益权衡机制,可以为我国单行条例立法变通提供一定的启示。因此,构建单行条例立法变通程序中的商谈机制,应重新定位单行条例报批审查标准,引入变通条款的反对方辩论机制激活立法审议中的抗辩因素。

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煤矿环保法律法规及其完善

为了在绿色发展的科学理念下完善我国煤矿环保立法,采用法规检索与文本分析研究法,集中梳理了与煤矿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结果发现存在理念滞后、法多难治、忽视特殊性等不足之处。建议树立"绿色"的立法理念、制定专门的煤矿环保法及加强相应的地方立法。

论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风险及法律规制路径

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面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具备远程识别性、识别唯一性和关联验证性,导致在系统识别过程中,恐产生应用风险,例如精准识别的稳定性不足,数据算法偏见的结构性锁定,人脸数据收集与流转的知情同意风险,以及在1∶N动态场景下不合比例地侵犯隐私权.鉴于域外人脸识别存在综合立法模式与专门立法模式,遂重点考察了专门立法模式,并总结提炼了其内涵的三大法律规制路径,即强化处理者外部义责,平衡个体赋权与合理利益的治理私营部门的民事法律规制路径;禁止性规范为主,行政禁令先行的规范政府机构的行政法律规制路径:制裁身份识别犯罪,打击二次标识行为的整治非法群体的刑事法律规制路径.

天津市体育产业立法发展状况与完善进路的探讨

体育产业立法是否健全完善,影响着体育产业的发展。通过梳理分析天津市体育产业立法文件,认为天津市体育产业立法较早,为体育产业发展营建了多元的法律环境,但在现阶段存在立法相对滞后且层次不高、内容不够全面精细、创新性和特色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天津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的废止造成高层次立法空白。指出,天津市体育产业立法应坚持适应社会与体育发展、保护体育市场主体权益和公平秩序、法制统一和系统配套、开放借鉴与创新特色等原则。在立法形式方面,要制定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地方性专门法规,制定和修改相关政府规章,完善其他法规和规章的相关内容,增加市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对相关部门的配套文件进行系统规划;在立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提升体育产业的法律地位,健全体育产权制度和体育市场交易制度,推进体育产业各门类业态规范运行与发展,提供法律激励与保障,完善法律调控和监督管理内容。为促进天津市体育产业发展和体育产业法治建设提供参考。

英国图书馆法中的呈缴本制度对我国的镜鉴

英国是当今世界图书馆法较发达的国家,其图书馆法中的《2003法定呈缴图书馆法》《2013呈缴图书馆(非印刷作品)条例》等法规对呈缴本制度作了较详尽的规定。通过对英国图书馆法中的呈缴本制度进行剖析,借鉴英国呈缴本制度的成功经验,认为我国未来应从明确出版物呈缴范围、完善呈缴方式、完善对呈缴本利用和惩罚机制来建构相关专门性规章,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部门规章立法权限:《行政处罚法》与《立法法》的冲突与弥合

《行政处罚法》与《立法法》关于部门规章的权限存在设定权与规定权、概括授权与具体授权的冲突。《立法法》是宪法相关法而不是行政性法律,将两法理解为一般法和特别法进而适用的弥合方案,解释能力不足,针对性不强。取消部门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主张亦未在最新修订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得到回应。基于行政法治的一般理论,部门规章罚则内容只能对法律法规等罚则进行细化。原则上只能有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规范的具体授权,部门规章才能进行减损权利、增加义务的设定,《行政处罚法》第13条第2款仅是作为概括授权的规范依据。同时,部门规章对新型事项设定的减损权利增加义务规范可将《行政处罚法》第13条第2款作为概括授权依据,但需将此情形下的部门规章备案制改为批准制,以严格约束和控制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

行政规章部门利益化的防范与规制

行政规章制定中的部门利益是指政府部门相对背离其公共性而追求部门自身利益,使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损。行政规章中的部门利益偶发的主要原因包括监督机制缺陷、传统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历史文化的传承等,而部门追逐自身利益往往会带来破坏市场秩序、冲击政府法治建设、政府权威受损等多方面不利影响。由于部门利益是根植于官僚制的垄断中,政府组成部门先天具有利己特征,因此根除部门利益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只能对部门利益进行规制。规制的办法包括建立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制度以及优化组织管理体系等。

关于特殊职业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问题研究

面对激烈市场竞争下的员工跳槽现象,用人单位通常采用竞业限制的规定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但这种措施同时也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特别是律师、医生、教师等特殊职业劳动者,他们专业技术性强,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用人单位与这些特殊职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成为法律界探讨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有关竞业限制的立法还不够完善,竞业限制的法理基础也互相矛盾。对竞业限制立法的完善也是对竞业限制的救济,需要从立法、诉讼程序、遵循原则等方面来寻求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