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ioneer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u Qing,Deputy to Haidian District/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es

The first time I have learnt the name Wu Qing was in a host show, "Close-Up" on CCTV-4. She is a professor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d moreover she is the daughter of one of Chinese literary giants, Ms. Bing Xin. I was immediately fascinated not

代表结构与履职绩效——对北京市13个区县的乡镇人大之模糊集分析

论文从描述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构成和代表履职现象中的两个"三多三少"并存的格局入手,提出了代表结构的"三多三少"是否会导致代表履职过程中的"三多三少"这一研究问题。在讨论了现有的各种观点之后,总结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代表结构与履职绩效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以北京市13个区县的乡镇人大构成和履职活动的基本数据为基础,采用模糊集分析的基本技术,本文的研究发现:代表的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和企业代表的多少,并不构成代表履职绩效高低的必要条件。同时,那些有着较多的年龄大的代表、较多的干部代表和较多的党员代表的乡镇人大,反而在闭会期间的书面意见提出和评议活动的开展方面,有着更好的绩效。

中国地方人大代表构成的变化趋势——对东部沿海Y市的考察

在经济社会发展是否会带来中国地方人大代表的构成发生变化的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着稳定论和变化论两种看法。通过对东部沿海某省Y市人大四届代表的构成资料的简要描述与比较,我们发现代表构成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在某些具体方面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一发现既有助于我们回应当前的争论,也有利引出一些新的研究议题。

政治资本:作为县级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家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私营企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性资源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同时,私营企业与地方执政者之间具有利益一致性。私营企业家利用当前我国代表制的体制缝隙,进行不同形式的关系运作,当选县级人大代表,以获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治资本。这些私营企业家代表与选民之间呈现一种代表性断裂的状态,他们的提案和意见与真实利益表达隔离,会议和闭会期间的履职流于走过场。他们通过与地方领导人建立非正式的关系谋取利益,而非通过县级人大进行制度化利益表达。这一方面限制了私营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家阶层政治参与的深度和稳定性,他们只能通过影响政治权力的掌有者为自己获取一时的具体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公开的利益竞争场所,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利益表达缺乏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规范互动,不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

中国的县政改革实践:困境与出路

当前,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县政改革的实践探索,其中以行政分权为特征的"省管县"改革、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最为引人注目。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县政改革探索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形式的困难与阻碍。在此情况下,更需要明确指出,县政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出路应该是县政自治。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全面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研究——甘肃“平凉经验”“定西做法”总结与思考

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国家权力机关和人大代表的作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重要方面。甘肃省"平凉经验""定西做法"的实践探索以及一些省市人大的成功经验做法,为全面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当前,激发县乡人大活力的当务之急,是扎扎实实解决好制度赖以运行的基础问题。应着力提升县乡人大工作规范化水平,营造县乡人大依法履职的良好环境,增强县乡人大行权实效,形成县乡人大工作合力机制。

地方人大代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的现状及特征

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方式可分为直接(面对面、即时)及间接(远程且多为非即时)两类。针对近三年内各级人大机关期刊和全国人大网站文章的全样本分析发现,当前地方人大代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主要呈现制度约束较宽而地方积极探索的特征。具体而言,代表视察调研和群众座谈会两种形式存在群众参与度低和缺乏问题导向的问题。走访活动中代表虽然和群众联系较密切,但有演变为类似"送温暖"活动的倾向。代表述职工作主要在实行直选的两级人大开展,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将其与评议工作结合,起到很好的效果。总的来说,地方人大代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的推进,主要取决于制度支持的方式和力度,人大领导和实务工作者的态度和观念,以及代表履职意愿三方面因素。

县级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的选民参与

基于选民调查资料和文献档案资料,对选民在代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的参与行为及态度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研究发现,选民在提名阶段的参与率比较低,近二十年来参与积极性显著下降,不同地区乃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选区之间,选民对提名程序的参与存在较大差异;在候选人资格和代表功能方面,选举组织者比较强调代表承担描述性代表的功能,而选民更多强调代表的实质性代表功能;从正式候选人确定程序来看,选举组织者主要倾向于采取酝酿协商等非程序化方式来确定正式候选人,而选民更希望通过预选等程序化机制来表达诉求。

立法机构“回归”社会:国外议会的探索及启示

立法专业化、委员会化和互联网兴起等因素削弱了立法机构与社会的联系,这已成为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在内的各国立法机构面临的共同挑战。在试图让立法机构重新“回归”社会方面,一些国家的议会尝试了设立议会媒体、向青少年提供教育资源以及巡展等方式,表明这些议会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立法机构-社会”关系,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的“议员-选民”关系。这些案例除了为完善人大制度提供一些具体参考,也彰显出在加强人大代表同群众的联系之外,还应通过制度创新,增强人大制度本身的社会存在感、信任感和效能感。

从多数政治走向共识政治——完善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方法的思考

中国县级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的投票方法是全额连记法。此方法虽然简单易懂,却典型地体现多数政治的缺陷。在此投票方法下,一些群体的声音与利益不易得到表达,也容易触发策略性投票。而认可票制能较好地解决全额连记法存在的问题,进而实现共识政治,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中国如要改进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方法,认可票制是较好的选择。

人大代表履职的北京立法探索

保障和促进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北京人大结合工作实际,在保障人大代表履职方面探索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通过修改代表法实施办法和代表建议办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义务,加强了对人大代表履职的保障机制,强化了对人大代表自身的监督,完善了代表建议办理的方式和程序,提高了代表建议办理实效,从而以地方立法的方式,健全了人大代表履职的相关法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创新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为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职提供了法律保障。

比例变迁中的渐进民主——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城乡人大代表选举比例的差异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基础,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体现了我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渐进性。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将成为一种必然,这对于完善人大制度、保障公民权利、推进基层民主、统筹城乡发展意义深远。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发挥好人大代表的作用,以推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为此,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改进:切实推行代表竞选机制,完善代表与选民的联系,适度推进代表专职化,强化代表的职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切入点:代表专职化

在我国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谁能代表人民真正掌握立法权力,监督法律的实施,推动法治国家的发展进程,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实行人民代表专职化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途径。

提高我国人大代表素质之我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代表在大会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活动质量,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政治生活。因此,探讨强化和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代议制下中西代表与议员的差异性比较

代议制的核心价值在当今世界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但各国代议制又有各自独特之处。本文从人大代表与议会议员这一代议制度的组成细胞入手,通过分析代议制下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的差异,管中窥豹,力透中西代议制度的差异。并从中国国情出发,适当借鉴西方议会制为我所用的东西,为坚持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服务。以期使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不失代议民主精神实质。

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思考

人大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人大代表素质直接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全面提升人大代表的素质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当前人大代表素质虽然有很大提高,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升人大代表素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贯穿于人大代表的产生、履职整个过程。

当代中国人大代表质询权的运行现状和完善路径

质询权本是西方国家议会的一项监督职权,在我国,它最早源起于1954年宪法,后经数次修改和完善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就理论上而言,质询权是人大对同级人民政府、法院和检察院(以下简称"一府两院")的有效监督方式,集中体现了双方间"产生与负责、授权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但在实际运行中,人大代表质询权并未得到充分行使,并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既有代表本身履职意识问题,也有相关体制机制及法律保障上的问题。文章试图梳理我国质询权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机制,从现今人大代表质询权行使状况及改进路径两个维度出发,探讨人大质询权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举措。

人大代表间接选举治理结构的实践逻辑及制度优化

我国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依托于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选举机构采取兼职主义模式和双层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需要。这一机构模式和治理结构组织类型多元、权力分散,不利于选举监督和管理权力集中、有效行使。人大主席团承办代表选举事务、“代表联络”与“代表选举”工作机构合署有碍选举中立。人大常委会、主席团议事机构的性质及其组织结构不适宜承办选举的具体事务,履行选举职责存在监督的制度性障碍。非常状态下,“人大筹备组”临时选举机构职能与其同时兼任的其他国家机构职能的区分、代表资格审查机构的存续问题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澄清。在“选举全过程监督”理念指导下,选举机构改革应朝着确立专职主义、综合性和常设化的发展方向。

对加强人大建设与推进民主立法的几点思考

民主立法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意味着推进民主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推进民主立法有多种形式和途径,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自身建设是推进我国民主立法的关键,本文即从完善人大常委会职能、优化人大代表结构、提高人大代表素质三个方面对此作具体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