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之死”背后的“时代”问题——对《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一种解读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频繁出现的“时代”“现代”等词汇颇具深意。青年革命者继承了五四一代的线性时间观念,“时代”成为价值及意识形态本身,这种看待时间的方式具有现代性的要素。革命文学与启蒙文学用“新”来否定“旧”,否定行为的重复发生却又在线性时间中构成轮回,体现出两类文学之间奇特的“断裂的延续”。这种“断裂的延续”还体现为启蒙方式的转换与启蒙程度的深化。“阿Q之死”既是革命时代到来的隐喻,也是农民在文化斗争中摆脱被动地位的隐喻。

《阿Q正传》中的法律问题与涉法书写

鲁迅《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涉法文学的代表作。《阿Q正传》通过塑造阿Q作为施害者、受害者、起意者、目击者、言说者的涉案人物形象,营建“施害与受害”的多维关系,表现出人在多重法律问题下的艰难困境。通过透视未庄作为法律场域的内在机理,小说揭示出传统司法文化对现代法律变革的异化影响,指出“化现代”式司法变革的问题所在。鲁迅对法律问题的复杂态度与其本人的法律体验密切相关,《阿Q正传》以彰显主体精神、关心具体的人、杂语交织的文学之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法律路径进行反思、弥补和超越。

“世界文学”中的《阿Q正传》早期译介

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阿Q正传》早期译介,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时代氛围中的域外传播实践,又是鲁迅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重要开端,激发了诸多异文化读者对于阿Q的关注与反思。本文将从《阿Q正传》早期译介与域外传播中的译介者、接受者和源文本创作者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其早期译介究竟如何发生,以及这一过程中"世界文学"的生成与影响机制。

“阿Q的外甥:”1990年代后小说中的阿Q文学后裔

阿Q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原型",有着众多的文学后裔,仅就1990年代后小说而言,就出现了刘跃进、许三观、福贵、陈奂生、张大民、《阿Q后传》中的"阿Q"等人物形象,这些变异的后裔或多或少遗传了他们的先祖阿Q的精神基因,表现了大致相似的"阿Q相"和文化—心理结构。但由于作家写作宗旨、价值立场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作家对人物的主体情感态度差异甚殊。

中国现代文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析——以《阿Q正传》为例

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式压缩学生的课堂活动时间,学生自我意识的言说路径被严重阻滞,综合素养的建构被单向的文化说教搁浅悬置。翻转课堂借助教学微视频开启自主的探究活动,学生通过发现学习来建构有意义的理解。教师在课前录制教学微视频展示关键概念,在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协作探究式的教学活动,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发展批判性思维,提升自我的团结协作意识与人际交往能力。讨论结束后,学生利用多媒体资源设计演示课件,教师制作出相应的评定标准并给予客观的评判。

文学性和市场化的双重典范——都市传媒视野下的《阿Q正传》

鲁迅小说《阿Q正传》以创造性的写作方式和生产方式,创建了现代中国小说文学和市场联合的典范。一方面,它以文学性的追求探索了现代中国小说的限度和样式,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性追求又构成了小说在市场上的读者看点。分析文学性与市场化之间的相互生成的关系,对思考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别有意义。

阿Q的英语世界之旅:《阿Q正传》英译本研究

《阿Q正传》是鲁迅第一部被译为外文的白话小说,"阿Q"形象在海外亦成经典。自1926年美籍华人梁社乾开创英译先河至今,阿Q故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近百年,期间共产生6个英译本。以往研究多关注文本层面的分析或某一具体时期译本的生成,鲜见基于译者翻译策略和译本接受进行的整体研究。本文结合史料和相关译本的评论对《阿Q正传》全部英译本进行历时性梳理,分析不同译者译介的目的和特征,揭示该作品从学者书斋走向普通大众的历程。最后,对该作品世界文学价值的发掘会为当下文学外译提供借鉴。

鲁迅作品的域外传播与“世界文学”的发生——以《阿Q正传》的德语戏剧改编为例

“世界文学”究竟如何发生?中国现代文学又是如何参与“世界文学”建构的?作为接受范畴,同时更是生产范畴的德语戏剧《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域外传播与“世界文学”互动生成的典型代表。由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改编的德语戏剧《阿Q正传》,揭示了世界文学运行机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具备跨文化对话潜力的作品,经由其他文化中有创作力的作家的借鉴、化用或重写之后,获得了超越本土的、更为深广的影响力。这些新生意义不仅重塑了作品在异文化传播中的阐释空间,联结了本土故事与世界意识,而且在突破原文化语境的同时又与之形成了新的碰撞,反过来也丰富了原语读者对于作家的理解。

《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中早期经典化的翻译社会学解读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经典的一部分,翻译对《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早期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阿Q正传》的早期翻译作为关注对象,从翻译社会学视角讨论鲁迅小说在世界文学早期经典化过程中译者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提出:《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中的成功是译者作为跨场域行动者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络所产生的效应。

东德阿Q的革命寓言:克里斯托夫·海因的《阿Q正传》戏剧改编

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将鲁迅小说《阿Q正传》改编成了戏剧《关于阿Q的真实故事》。通过对鲁迅蓝本中寓言性创作元素的提取,海因将鲁迅的主人公拆分成盲目革命的阿Q和他的知识分子分身王胡两个人物,将鲁迅笔下的中国农民形象重塑成空谈革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剧本中,无政府主义革命语词重构了原作中的“优胜”语义,成为东德阿Q的“精神胜利法”,支撑了他的“避世”反抗,最终却将他引向了与革命共生的暴力和注定不幸的结局。通过反讽情景剧的形式,海因把鲁迅小说转化成为一个革命寓言:寓意时空被置换到萦绕着空泛“革命”话语的东德社会,喻旨则指向20世纪整体衰弱萎缩的智识阶层。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蓝诗玲的译者惯习研究——以《鲁迅小说全集》的英译为例

本文以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为依托,以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英译为案例,探讨蓝诗玲在接受教育、学术研究、工作等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译者惯习,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蓝诗玲的译者惯习在翻译选材、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对其翻译活动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而解释蓝诗玲的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以期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所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