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明代宗室法律特权及其上下分野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通过颁布《皇明祖训》规定了明代宗室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勋戚的法律特权。明中期以后,随着宗室人口增多,朝廷对于宗室的管控趋于严格。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颁布的《问刑条例》都载有直接约束宗室的条例,却表明宗室一直是朝廷区别对待的群体,其法律特权与洪武时期相比有所变动而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嘉靖四十四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则显示出,宗室法律特权的变动依据爵位高低而呈现上下分野,亲王法律特权始终不变,郡王、将军而下宗室所受法律约束增多,并呈现出被纳入普遍法适用范围的一些迹象。

科举社会中四明楼氏的盛衰

得益于赵宋的右文重教,更受惠于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进,四明楼氏内则通过引导子弟趋经业儒以从中开辟仕进前途,外则借由联姻豪族富室、参与地方公益等方式拓展其族资门望,遂能较为平稳地成长为两宋浙东地域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然则时至南宋晚期,主要因为宋廷的人事发生了不利于四明士人的变动,楼氏族人也就无可避免地失意于政坛,再无官场权势可资凭借的楼氏家族,遂日就沉沦,终至没落。

宗族村落视野下的明清科举文教事业实证研究——以婺源济溪游氏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科举文教事业全面辉煌,但在区域内部却呈现出地理空间、宗族村落和时间序列等方面的非均衡分布特点,这同区域经济发展、宗族人口繁育、宗族对教育的重视、家庭职业分途、时代大背景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徽州科举文教问题历来是徽学研究的重点,但集中于某个村落宗族的微观个案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清代乾隆年间续修《济溪游氏宗谱》为主要资料,以宗族村落为观察单元,深入详尽考察明清时期婺源科举文教事业的时空格局及其发展实态。

秦藩宗室“青门社”与晚明诗坛的互动与融合

秦藩宗室在万历年间所结诗社是关中地区值得注意的文学和文化现象。“青门社”作为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载体,彰显出秦藩宗室文化行为的精致性、地域性和示范性等特征。诗社成员与晚明诗坛的不同文学流派及社团的交游是积极互动的;诗社创作中强烈的宗唐主张是同晚明诗坛主动融合的结果;这一互动与融合的过程,是秦藩宗室在寻求身份认同与重建关中文学传统方面的有益尝试。

明代宗室禄饷制度影响之探究

明代宗室禄饷收入丰厚,随着宗室人口日蕃,既有的宗室制度渐渐不合时宜,宗室耗费财富的增加,成为政府财政陷入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有司百计周转,最终还是增加税赋,小民负担加重,民土分离增加,宗室等阶层趁机占有土地及户口,揽取商税收入,国帑渐入私家,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虽有改革措施,但效果不彰。总的来看,明代宗室制度利弊兼有,但在后期,众所认同,弊端明显,积重难返,宗室随明王朝覆亡。明太祖朱元璋遗泽子孙太厚,积世而不斩,小民不堪,各种因素叠加,易流于乱。

异曲同工:中外两种明代藩府刻书研究成果比较

中国学者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与法国学者热罗姆·凯卢埃甘的《为声望而刻书?明代藩府出版业和出版物》均是研究明代藩府刻书的成果。陈清慧主要利用文献学方法研究藩府刻书的概况以及藩府刻书在内容、时间、地点上的规律,着眼点在于物质形态的"书";凯卢埃甘从书籍史角度,将藩府刻书置于宗室的社会和文化史大环境下,围绕藩府刻书的动因、来源、过程、主体、流通等论述。文章比较两书,以管窥中外学者在藩府刻书研究上的同异。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论明代宗室三个阶层的诗歌创作

明朝实行宗室分封制度,亲王、郡王、将军、中尉,逐辈赐爵,且于六世孙起,皆封奉国中尉,故有明皇族皆有位号。而"宗室"一词,亦含天子为大宗之意,故帝王也可视为宗室之成员。所以,依爵位之尊卑、待遇之厚薄,明宗室大致可分为帝王系、亲郡王系、将军中尉系等三个阶层。由于地位的悬殊,异层宗室的历史境遇、人生遭际判若云泥。同样,他们所作的诗歌,在题材内容、兴趣指向、主旨思想,甚至艺术手法上,都存在巨大差别。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既是深入了解明宗室文学的重要方面,也能全面地了解明宗室真实的历史境遇。

宋朝保州宗室补论

保州宗室是宋朝宗室中较为特殊的一脉,虽有宗室之名,实属疏属之列,故在荫补子弟、任官俸禄等方面远低于其他处宗室。宋朝皇帝为维系和繁衍宗子脉系,多次破格优待保州宗室,并设保州敦宗院专门管理这一支宗室,南宋时期更是进一步提高保州宗室的任官级别,比照两京宗室之例注官,使其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明代四川地区宗室犯罪行为研究

明代自开国以来便在地方上实行“封王建藩”的政策。受封于成都的蜀藩,作为四川地区的唯一宗藩,对四川地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蜀藩宗室所代表的明代宗室群体,其拥有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双重特权,导致其犯罪行为时有发生,这些犯罪行为涉及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宗室内部等各个层面,对明代四川地方社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晋藩与晋水:明代山西宗藩与地方水利

对明清水利社会及其变迁,学界曾出现水利共同体、人口资源环境、公共资源产权等不同的理解,但多偏重于水利社会内部研究,大体认为明清水利社会具有同质性和延续性,对明代宗藩与地方水利这一重大问题关注不够。本文通过若干案例的研究表明,受政治制度影响,明代山西宗藩作为特权势力广建王庄,介入地方水利,扰乱了水量分配、用水秩序等,从而导致用水冲突和矛盾,并成为区域性问题。我们虽然还不能明确定义这类水利,但它显然不属于水利共同体,也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特别强调,明清并非同质性,在水利社会研究中,要从制度上区分明清的差异性。这对认识明代历史和区域社会变迁的某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民间的“反清复明”活动与“明室宗裔”旗号

满汉矛盾贯穿于清朝统治的始终。在汉人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反清复明”活动曾产生深远影响。民间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离不开以“明室宗裔”相号召，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活动席卷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由盛而衰，具有阶段性特点。本文就此分顺治、康雍、乾嘉、晚清四个阶段加以考察，并就其变化背景及特点作了分析。

明代王亲政策的政治寓意与伦理困境

王亲,即王府亲戚。明代的王亲政策,是在藩禁日严、王亲的平民化与人数日增的背景下展开的。对王亲的优礼,意在有限度地广亲亲之恩,范围极为有限。授官限于王妃父与世子妃父;优免差役限于王妃父、将军夫人父之家;优礼考核与致仕限于布政使身份的王亲。但优礼的程度与爵位尊卑、血脉疏近成正比,符合伦理常情。对王亲的禁制,意在最大限度地制藩,如王亲不任京官,王亲居官者禁与缔姻宗室同城,王亲禁掌兵权等。王亲禁制的范围,经历了从悉禁所有宗室之亲及其族属到仅禁亲王、郡王爵级的王亲及其"同祖亲枝",即从宽泛到更精确地定位于潜在威胁皇权的王亲群体,合于情理,达到了限王亲而制宗藩的目的,但也陷入了愈亲者禁之愈严、愈疏者禁之愈阔的伦理困境。

西安明代秦藩辅国将军朱公铠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9年8-9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在西安市雁塔区芙蓉东路发掘清理了4座墓葬。其中M4为斜坡墓道券顶砖室墓,随葬品有瓷缸、青花瓷碗、白瓷盏、骨器、镇墓石、滴水、墓志等。根据墓志可知,M4为明代秦藩辅国将军朱公铠及夫人徐氏合葬墓。墓葬结构完整,砖券墓室和砖砌仿木门楼保存较好,为进一步研究明代皇族的葬制和秦藩世系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