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合同概念的体系化重构

现有政府合同管理规范对政府合同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但学理意义上的概念构造尚未完成,“政府合同=行政协议+缔结主体一方为行政机关的民事合同”之结论存在缺陷。通过把合同还原为通用于各部门法的中性工具,将政府合同的研究视角从救济前移至行政过程,政府合同的识别标准被调整为“行政机关与任何主体订立的合同均为政府合同”。以行政任务为出发点,可将政府合同区分为公务型政府合同和管理型政府合同,公务型政府合同可被进一步区分为内部公务型政府合同与外部公务型政府合同。以救济途径为落脚点,可以将政府合同区分为行政协定与非行政协定,非行政协定可被进一步区分为行政协议、民事合同、磋商性文件和劳动人事协议,其中,民事合同和行政协议属于狭义政府合同。将两条基于不同场景的体系化路径进行对接与融合,有助于形成对政府合同概念相对立体的认知,动态还原政府合同概念的全貌。

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实施与司法应对

落实和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对于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意义重大。现行法虽然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了许多实体、程序规则,但存在规范不衔接乃至规范冲突等问题,为此,须从司法裁判视角确定各类相关规则的规范功能和规范要求。具言之,在司法审查过程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采用“集体土地所有权依法登记且入市地块符合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标准进行认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决策应遵循“全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参加并同意”规则,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合同应认定为民事合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监管协议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行政协议。围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合同和监管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分别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加以解决。

“行政”与“协议”的融合:行政协议识别标准的适用目的

目前,由于对行政协议“四要素”识别标准功能的认识存在模糊性,从而出现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困境。在实践中,由于司法解释在确定行政协议概念上的开放性结构,以及识别标准“四要素”内容内蕴的解释弹性空间,由此形成了量大面广的“其他行政协议群”,造成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行政协议“所向披靡”,基本无“禁区”的局面,从而导致规范供给严重不足的“依法行政”之困境;在理论研究层面,致力于将“四要素”标准置于行政协议概念之中进行微观层面的精细化分析,而忽视了行政协议作为全新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的目的性关注。行政协议概念及其识别标准是基于客观需要之目的的主观创造,应当契合于行政协议制度实践之需而探究和解释之。因此,行政协议识别标准应当服务于行政协议制度的立法目的,方可走出概念要素提取和解释上的困境,因应由行政协议所开启的依约行政与依法行政共生共融的时代趋势。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范行使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行政机关享有基于优益权的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行政机关依据公共利益优先、平衡公私利益及契约精神等理念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文章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发现了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依据不清晰、程序适用不规范、赔偿补偿标准不明确、与民事合同的变更解除区分不明确等问题,指出须明晰权力行使依据,规范行使程序,明确补偿方式及标准,区分单方变更解除权与民事变更解除。

行政协议之诉赔偿与补偿情形认定

行政协议之诉赔偿、补偿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既有别于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也不属于民事赔偿、民事补偿,当前理论界有争议,实务中法官可以依法作出不同的裁判。判断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之诉中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原则上应为合法优先、兼顾公益,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且仅是程序违法的情况下,可以只给予补偿。行政协议之诉赔偿、补偿应尽可能明确具体标准,不能明确的,应比照行政赔偿适当增加,而且赔偿应高于补偿。对行政协议纠纷作出裁判应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即便需要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也需要考量能否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能随意参照适用。

工业设计组织的管控策略思考

从设计管理的角度来思考工业设计组织架构系统,希望对工业设计产业在中国的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通过解释设计管理、工业设计组织架构的基本概念和现状,提出了工业设计组织架构所面临的问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阐述了对创新组织架构创新管理技术的思考。工业企业强化其组织机构管控及产品制造能带来事业的高速发展,其中工业设计组织架构及其优良管控,也必然导致其研发效率的提高。

基于易经地理思想的国家空间治理结构顶层设计

以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助推高质量发展,是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在继承和发展易经地理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太极空间治理结构模型”,确定山海关为“东亚太极点”。中国国家空间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应围绕“山海关”而层层展开。在中央核心区,按照“东亚陆海中心+陆地屏障+海洋屏障”的环首都治理结构,将北京扩容至山海关,河北省扩容至大兴安岭中央主峰,天津直辖市扩容至渤海海峡。在四方支撑区,各布局1个直辖市(上海、重庆、天骄、威虎),并增设云北省,扼控各方向的关键节点。在外围屏障区,增设澎湖、昆仑2大直辖市和楼兰、北庭2大特别行政区,形成最有利于中国长治久安的边疆治理结构。

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践表征及优化路径探析——以湖南省内长江流域治理为例

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作为我国水资源管理机制的一项重大创新,其协同治理作用在实践中日益凸显。从2012年通过的《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开始,湖南省经历了从探索地方政府主导的纵向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到确立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基本框架,再逐步建立健全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发展理路。实践表明,当前湖南省存在缺乏足够权威性的法律法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地区间评定标准差异大等问题。因此,应通过完善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专门立法、探索建立多元化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合理确定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评定标准和计价办法来提升湖南省内长江流域的治理水平,为我国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提供优秀的样本。

国外航天器电源与供配电标准体系综述

建设完备的航天器电源与供配电标准体系是提升航天器电源与供配电系统设计正确、确保卫星能源安全可靠的重要工具。本文通过研究欧洲空间标准化合作组织ECSS(European Cooperation for Space Standardization)、美国宇航局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和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IAA(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等国外组织出版的电源与供配电系统标准,分析各自标准专业的侧重点,综述国外标准所包含的内容,总结各组织的标准体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航天器电源与供配电标准体系建议和参考。

行政协议的单方行为司法审查方式及其问题——基于215份裁判文书的质性分析

我国行政协议司法审查长期以单方行为审查方式为主导,但在意思表示层面,单方行为概念难以囊括行政协议;在审查对象层面,行政协议适用合法性审查这一前提存在疑问;在权利保护方式层面,“客观化”的保护方式难言充分。对上述疑难,最高人民法院意图通过拆分行政协议为“单方行为”与“其他协议合意”加以解决。通过对215份裁判文书的考察,可以确认单方行为审查方式依旧通行于行政协议审查的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当下的做法尽管有助于部分争议解决,但在总体上未见明显成效。未来的行政协议应着力构建“性质二分,区分审查”的司法审查方式,改变以单方行为审查为主导的现状。

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检核模型的建构研究

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检核模型主要是依据教学设计的基本理论,采用文献资料编码、行为事件访谈、模糊德尔菲法、问卷调查等技术建构,模型包含6个基本要素和24个能力要点,每个能力要点分别从不合格、合格、良好、卓越4个层级进行解析。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检核模型用指标的形式使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基本要求更加明晰化、具体化、微观化。职前教师、教师教育任课教师、教学管理者应用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检核模型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体现,旨在促进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发展与提升。

规制战略理论的现状及其课题

规制战略理论是行政法学中制度设计方向发展的最前沿成果。其在行政法学方法论近半个世纪的讨论过程中,从传统公法的“权力”“主体”和“利益”定义要素中发展出了新的内容。如突破对“权力”性行政活动的限制,分别在行为形式、行政活动复合构成的行政过程以及诉讼之外的立法和制度设计三个方面获得新的开拓。再如在主体要素方面,突破了国行政组织的范围,将民间主体本身、民间主体与行政之间的协作以及法政策的动态形成过程归入了研究对象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规制战略理论本身也在主体与权力方面开拓出新的理论空间,如在组织方面,关注公益实现的意思形成过程中未必明确且分散的行动者和国家立法者的作用;如在权力方面,除了行政固有的权力性外,从作为股东的国家和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的角度关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国家作用。未来,规制战略理论还需要刑事法学、信息技术之间的联系方面的课题。

行政协议诉讼中时效制度的正当性反思及优化进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行政协议诉讼中,诉讼时效制度与起诉期限制度分别适用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不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以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案件。该分类以行政协议具有的“行政性”与“协议性”双重属性为标准,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未完成行政协议诉讼中时效制度正当性的合理证成,根本缘由在于行政协议诉讼中时效制度的设计本身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已无法回应实践需求。统一适用起诉期限,以及“协议性”与“行政性”的区分路径都存有不足。将明确案涉纠纷属性作为前置程序,区分当事人主张的权利类型,进而确定需适用的具体时效规则,应是较为合理的时效制度优化路径。

双向诉讼抑或单向诉讼?——行政协议诉讼的模式选择

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确立后,面临着解决行政协议内在的“双向”结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部分学者主张借鉴德式经验,构建整体双向诉讼制度,但这种诉讼结构与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结构存在冲突。从行政协议制度创设的路径模式上看,德国倾向于主观模式,法国则倾向于客观模式,主张借鉴德式经验实际也会与我国大量借鉴法国行政协议进行制度创设的事实相冲突。同时双向诉讼制度还会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定位有所抵牾,以及存在“外源制约”等四个方面的困境。基于此,暂不宜将双向诉讼制度直接移植入法。可取的路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单向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我国已有的制度具有兼容性,能够对行政协议的合约审查和强制执行机制进行吸收与调试,利用行政协议判例的累积构建公法合同规则体系。

专科护理信息化虚拟病房的设计与管理研究

目的 深化专科护理的实践意义,探索护理信息化技术在临床护理及教学培训中的应用。方法 将专科护理行为通过信息化智能终端植入智慧病房,构建和使用虚拟化医护管理平台,实施跨专业、跨区域专科护理服务,并开展多方位、多层次的虚拟背景下临床教学培训。结果 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场景患者就医需求、专科护理工作流程与培训模式需求、医护患体验等,设计信息化虚拟病房的护理模块功能及运行管理要求,并进行临床实践。结论 在互联网背景下,依托智慧护理信息系统设计,可构建护理服务利益相关人地图和功能定位,实现专科护理信息化虚拟病房的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运行管理模式探讨与效果评价,为提升护理信息化水平、专科护理水平、护理科研教学水平提供参考。

眼科专科门诊电子病历专家共识(2024)

眼科是专科化程度较高的科室,通用门诊电子病历无法满足其专科特殊业务需求。推行眼科专科门诊电子病历可规范诊治流程,提升病历产出效率,强化慢性眼病的进展监测,辅助诊疗决策。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以及行业标准,结合通用门诊电子病历在眼科临床使用的痛点及眼科医生在临床诊疗、科研中的实际需求,经过认真、全面、充分讨论达成共识性意见,制定《眼科专科门诊电子病历专家共识(2024)》,旨在为眼科门诊电子病历的设计、应用和管理提供更加专业、精细和实用的载体。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行政协议被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实践中,行政主体虽能运用单方变更、解除协议、非诉强制执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是在追求诉权平等、区分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等问题上仍具有构建反向诉讼制度的必要性。该制度的构建从立法目的和域外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诉讼程序的启动上还是在举证责任的完善上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论网络平台私权力滥用的公法治理

网络平台假借算法中立和服务协议的外衣大肆滥用私权力,给平台内用户的财产和隐私权益造成巨大损害。法官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往往只是把平台视为普通的私法主体,而忽视了平台的公共属性,平台用户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管控措施欠缺程序正义、格式条款无效为由主张平台行为不合理通常难获支持。面对私法调节的局限性,应该借鉴公法机制和公法原理赋能平台生态。有必要引入公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规范平台私权力的运行;加重平台运营公司对自身管控行为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可以有效矫治平台用户在诉讼能力上的天然弱势;设置平台纠纷复议委员会有助于平台争议的实质性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