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与企业社保缴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证据

企业社保缴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本文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税收优惠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行业内企业的社保缴费,平均提升了5.20个百分点。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社保缴费基数,进而促进了企业社保缴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非国有、资本密集度较大、员工权益保护较好以及位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社保缴费影响更大。此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促进社保缴费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了社保缴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探索企业社保缴费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机制与证据

减税降费是中国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维护全局经济稳定的重要政策手段,但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借”、“用”、“还”3个环节的风险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5~202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减税降费规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长速度将显著降低。同时,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速也将被遏制。

数字经济影响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效应研究--基于我国各省市2010—2022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普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传统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逐渐与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不匹配。通过计算2010—2022年征收个人所得税前后的MT指数,测算个人所得税对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我国各省级行政区2010—2022年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当前传统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呈现有限负相关的关系,反映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个人所得税征管改革的必要性。基于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政策建议,运用数字经济技术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完善我国税收征管体系,推动政府现代化数字治理。

卫星导航系统综合分析处理软件PANDA及研究进展

简要介绍了卫星导航系统综合处理软件卫星精密定轨定位综合分析软件(PANDA)的数据处理方法与策略,重点阐述了PANDA软件目前的新进展,并对PANDA软件的进一步的发展进行了讨论。软件目前的研究进展以及与国外研究水平的比较表明,PANDA软件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可作为基础性研究的软件平台,可为我国自主导航系统及卫星应用项目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证研究

税收激励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其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实现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交叠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其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绿色投资成本和强化市场竞争三个机制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强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主要影响实质性绿色创新、自主绿色创新和防控型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税收激励的认识,对协同推进稳增长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定点密封取样装置在陈四楼煤矿的研究与应用

煤层瓦斯含量测定结果的准确性与所取煤样的质量有直接关系。区域预测所依据的瓦斯含量参数在用直接法测定时应当采用定点取样法。针对该问题,研制了钻孔定点密封取样装置,在陈四楼煤矿开展了现场应用。结果表明:该取样装置结构合理、使用方便,所取煤样质量明显高于孔口接样法,瓦斯含量测试结果较孔口接样法高11.3%~22.3%,更加接近煤层瓦斯含量真实值,为煤矿区域预测煤与瓦斯突出提供了准确的基础数据。

减税政策会促进家庭创业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个体工商户家庭创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减税幅度越大的家庭继续创业概率越高。从长期效果来看,减税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减税效果在税改后五年即2015年达到最大。影响机制表明,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就业选择的机会成本效应和信贷约束缓解效应是个人所得税减免促进家庭创业的关键渠道。此外,研究还发现减税的创业促进效应因家庭特征存在异质性。

冷原子分光光度法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汞的方法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冷原子分光光度法在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汞的应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方法。通过实验研究,详细描述了该方法的操作步骤、所需仪器设备以及质量控制措施,并展示了示例标准曲线和汞浓度数据表格。冷原子分光光度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关键工具,可准确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的汞含量,有助于维护环境质量和人类健康。此方法为污染源治理提供科学支持,支持制定和执行废气汞排放的监管政策和措施。通过准确测定废气中汞的浓度,冷原子分光光度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关废气中有害物质的重要数据,有助于深入研究汞的排放与传播机制。此研究的成功应用为环境保护和科学研究领域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汞分析方法,有望在未来的环境监测和废气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中氧含量测定标准化分析

在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中,氧含量测定的标准化可以有效提高废气监测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可以为污染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基于此,本文围绕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展开讨论,分析废气监测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及废气监测中氧含量测定的现状,并了解氧分析仪、烟气分析仪等设备的使用情况以及现有的检测方法,进而探讨新标准的构建与应用情况。

政府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税收政策是撬动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工具之一。文章采用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4年、2015年两次发布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政府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财务状况优化”和“创新驱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成长性较好的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较强。文章的研究可为深入理解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以及探索适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多重激励效应

激发企业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破解关键领域技术难题,是新时期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需求。基于2014和2015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一外生政策冲击,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缓解企业现金流和融资约束、改变管理者预期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等多重路径正向激励企业创新;该政策不仅显著增加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也有效改善了企业创新质量;但该激励效应在资本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表现得更明显。上述结论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企业创新行为的决定机理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税收政策工具会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实体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资本密集度高、大规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政策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激发其创新活力、优化企业市场预期,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动力。较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发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创新转型驱动力的重要基础条件。本文为理解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工具-市场环境”相结合以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税制结构变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税负转嫁视角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稳投资”对于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2008—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税负转嫁视角研究了税制结构变迁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间接税比重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而提升直接税比重则显著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提升直接税比重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应主要来自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直接税比重的提升在降低企业现金流水平的同时通过增加企业债务融资来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增长。本文研究为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速下滑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制定有助于企业实现“稳投资”目标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环保税的有效性分析: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探讨

为应对环境污染,我国于2018年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而环保税的实施能否有效减少污染,其作用机理如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之后社会各界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种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考察各省区市征收排污费(环保税)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排污费(环保税)总体上减少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但减排效应较小;排污费(环保税)主要通过激励企业采用环保技术来减少污染排放;不同产业结构、不同资源依赖、不同财政压力地区的排污费(环保税)减排效果不同。因此,应从税额调整、鼓励环保技术、关注影响环保税效果的约束条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高环保税的减排效果。

减税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10—2021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减税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调节减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第三,研发投入在减税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扮演部分中介的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小规模企业,减税激励对于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相对于西部地区,减税激励对于东部和中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建议健全宏观减税激励机制,并针对不同规模和地区的企业实施针对性减税激励举措,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再辅以企业的微观股权激励机制,最终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营改增”的企业投资效应——兼议间接税减税的作用

自2012年推行的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改革,会通过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下游企业的服务要素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本文基于大样本微观企业数据,借鉴强度双重差分法的思想,根据产业集聚理论,利用不同地区因改革前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差异所产生的政策影响程度的差异,识别生产性服务行业“营改增”对下游企业的改革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显著促进下游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2)上述政策效果是通过减少外购服务的重复征税、降低下游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缓解其内部资金约束而产生的。这一机制体现在“营改增”更大地促进了融资约束程度高、留抵税额较少的下游企业的投资。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有助于理解我国近年以增值税为主体的减税改革逻辑。

税收负担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近几年经济形势复杂,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如何达到“稳就业”这一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以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税收负担对企业劳动雇佣所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产权性质、要素密集度和企业规模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对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雇佣均存在负向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劳动雇佣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政府除了要继续落实各种减税政策外,还应结合企业产权性质、要素密集度和企业规模等特点实施有差别的减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