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中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以《山西通志》为例

通过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古籍特藏文献数据库和实地查阅山西省图书馆等方式,查询明清时期《山西通志》中有关中药材的记载发现,现存《山西通志》共10种,记载山西地产药材187种。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上山西地区中药材的品种、产地及分布等情况,为山西道地药材、优势中药材品种的挖掘、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史料依据,为构建“晋药”品牌体系,实施晋药品牌战略,提升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影响力,为中药材领域的宏观经济决策、市场研判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清代西藏方志著录及条目内容的疏漏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后编纂的大型提要性方志目录。西藏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一提要性工具书清代西藏方志的著录及条目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将部分非方志著作纳入著录,所著录的康熙、雍正时期的西藏方志多为行记;二是著录存在遗漏,在清代西藏方志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及影响的几部志书未见著录;三是部分条目的内容有误或不准确、不完整,有的条目未言及志书编纂特点及志中具有资料价值的记载。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影响清代西藏方志的收集整理及资料的挖掘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方志史及西藏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本文旨在与西藏方志研究者交流,同时也为“总目提要”今后的增订提出建议。

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探讨——基于清代历史方志的分析研究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出现一次新的高潮,巴蜀地域在经历了长达数十载的兵燹之乱后掀起大规模的城市重建活动。在清代官方主导编修的各类地方志书中,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大量与城池营造相关的历史信息,为研究这一时期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物料和重要佐证。通过地方志中历史舆图与文字记载的解析、梳理,从城池的选址布局、空间架构、景观塑造三方面入手,探讨清代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的典型规律和地域特征,既能丰富古代城池空间环境营造的研究视角,也能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清凤阳府方志舆图及其特征简析

方志和舆图是展现区划变动、修志水平、政治空间观念的重要文献资料。清代是中国古代志书发展的巅峰时期,但凤阳府的修志工作却存在着志书存量少、增量起伏较大、舆图绘制水平前后差异明显等特点,这与凤阳府的政区变迁、自然灾害、官员调配、战乱等因素密切相关。志书本身的编修体例也经历了由“纲目体—平、纲目体并行—以纲目体为主”的变化,所配置的舆图类别既符合清代志书舆图演变的一般规律,又在分布和舆图择用上融入了地方色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凤阳府在修志层面的特征与理念。

方志的宋代发展分期

宋代是学界普遍认为的方志初步定型时期。官方确定的文化形式由宋初的图经转变到图志,再转变成方志,其发展过程极为曲折,涉及社会阶级力量对比、时代文化背景、思想学术传承、方志编纂目的变化等社会各方面综合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宋期间方志各发展阶段,即准备期、突破期、融合期、定型期等四个时期的定性分析,系统探讨方志的成型轨迹。

清代台湾方志中的炎黄记忆

台湾地区虽然开发较晚,但炎黄文化随内地移民传入当地后,也形成了各个时代关于炎黄文化的历史记忆。清代台湾方志中的炎黄记忆,主要为炎黄遗存、炎黄祭祀、炎黄传说等,表现出鲜明的重炎帝倾向。这些炎黄记忆,正是内地与台湾人民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时空见证,时至今日仍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志编纂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对其生活的地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往往被冠以“望族”。值得注意的是,自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后,“望族”的建构途径逐渐由原来的世袭或军功变为科举。至少在明清时期,“望族”基本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尝试用“科举家族”的概念代替传统的“望族”,其意义在于凸显科举制对传统社会的型塑,赋予“望族”以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涵。清代甘肃修志156种,其中可以考知的由科举家族编纂的有11种,涉及的科举家族有7家。虽说科举家族编纂志书在清代甘肃并不普遍,但这些志书多为上乘之作,其中四种被民国史志学者张维誉为陇上名志。另外,科举家族编纂志书也是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

清代毕沅对西安文物古迹的著述和保护考略

西安地区文物古迹众多,历代陕西、西安主政官员的活动很多都与文物古迹相关。毕沅作为清代中期主政陕西的著名学者型官员,在西安的时间较久,并且在施政中、学术上尤为关注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他详细考证了传世方志文献中关于西安文物古迹的记载,对错误简略之处进行了补充,在施政过程中主持编撰了地方志、金石志等文献记叙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在方志文献中首先创立了文物古迹相关分卷,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维护西安的文物古迹,长期以来搜集了众多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在陕期间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歌咏西安的文物古迹,为后人了解清代中期西安文物古迹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客观上对西安的文物古迹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灾害记述探析

随着贵州内地化进程深入,清代成为贵州地方志修纂的高峰期,保存流传的地方志数量多。与前代相比,清代修纂的地方志体例趋于完备、内容趋于翔实。这一时期,贵州地方志中保留大量的灾害相关记述,除了专门设置《灾祥》篇目外,在《祀祷》《艺文》《物产》等篇目中也有灾害记述。不同篇目灾害记述的来源、繁简、侧重不同,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灾害灾情、灾害理性认知、禳灾祈福、灾害文学四类。灾害记述中隐含官方对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蕴含对民众安分守己、积极行善的教化引导。本文对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的灾害记述进行探析,分析文本所显示的灾害文化,透过文本看到官方的话语体系。

基于舆图的明清获嘉县城城门研究

本文首先借助现存可见的方志舆图等材料,将获嘉县城形象分成三类,即图注类、矩形符号类和写实类。进而说明获嘉县城城门设置的特殊性在于北城墙无门、西城墙设置两座城门和西城墙城门的定名,其成因可能与应对现实情况的实用性需求,即自然环境、邻县县城分布和主要交通方向有关。

清末民初云南地方志编纂的现代化转型——以赵鹤清《滇南名胜图》为中心

滇人赵鹤清于民国四年(1915)撰《滇南名胜图》一书,择取云南有代表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进行编次,图文并茂展示云南各地山川景色、文物古迹,云南名胜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底蕴在书中得以完美融合。作为乡土志,《滇南名胜图》集文学、历史、地理、美术等学科之优长,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相呼应。集中体现了云南近代有识之士在充分总结、提炼旧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主动吸取外来先进文明成果,为实现地方文化现代化所作的实践。既体现出清末民初云南地方志编纂的现代化转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新旧文化交替,堪称中国西南地区近代乡土志的代表之一。

清代方志呈现下的皖西地方文化

清代方志笔下的皖西社会历史悠久,政区环境稳定。其境内山峦众多、河网密集,加之物产丰腴,自然环境较为优越。随着商贸往来频繁,以及集镇、会馆的大量设立,当地农商经济环境日趋繁荣。经济的迅速发展更是催生了皖西百姓对文化教育的诉求,在文教兴建、编修志书、建祠修谱等官民举措的推行影响下,皖西文化环境日益浓厚。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方志著录致误分析——以《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方志条目为例

归纳了方志著录致误的三种类型:方志名称著录错误、方志纂修者姓氏著录错误、方志卷数著录错误,并以《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之方志条目为例,通过稽考辨正以分析其致误原因。

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的时空形态及其变迁

作为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当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赣闽粤湘交界地区的八府一州,其府志、州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形态。自明而清,对王阳明记载最多、增幅最大的是江西所属《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对王阳明的称谓,明代方志的主要是"守仁",清代方志则大量称"阳明"、"文成"。但是,在南赣巡抚所辖之湖南、广东、福建的相关府、州方志中,则始终以"守仁"称谓为主。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所呈现的不同时空形态,既反映了王阳明的活动及影响存在着客观的地域差别,也反映了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士民对王阳明的情感、认识、评价存在着差别,这又折射出相应时代国家意志、社会思潮对同一人物认识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