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新中国古籍出版与文化普及——以1956年版《楚辞选》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传统文化传承与普及给予了高度重视,一系列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相继启动。1956年版《楚辞选》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楚辞编注的代表性选本,凭借优良且高效的策划组稿、编辑审稿、装帧版面设计、读者反馈与修订,拓展大众学术出版市场。本文通过对出版档案资料及新中国出版环境的调研,发掘《楚辞选》专业编辑团队的形成历史,分析编注者成员的组织分工与专业合作方式,探讨新中国初期古籍出版大众传播的学术品格及其实践意义。

论周平王所奔西申之地望

在周“二王并立”这一政治格局形成之际 ,有两个申国存在 :一为西申 ,即申侯之国 ,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 ;一为南申 ,即申伯之国 ,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即《竹书纪年》之“西申”。由于西申侯具有长期经营宗周西陲的政治基础 ,具有与周王室世为婚姻的政治地位 ,具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故宜臼被废之后奔“西申”

《诗·小雅·雨无正》篇名、作者、作时探微

《诗·小雅·雨无正》名篇方式为隐喻法,其作者当为携王余臣的御之臣,其作时大致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五年(前766年)之间。

清代“诗经学”流派述略

有清一代诗经研究略分八派,兹逐一论述其得失,以时间为序,大致勾勒曼殊十朝“诗经学”之成就。

《诗经》重章复沓的的文化研究

《诗经》305篇原来都是入乐的歌词,所以,现传的诗篇保留了许多歌词的性质,最为典型的是重章复沓。在重章构成的诗歌中,各章相对应的诗句不仅字数相若,句法相同,而且用字也极少变化,所以,便于记忆、利于传唱,促使了《诗经》在周代社会的流行普及,这和今天许多先秦古籍中《诗经》保存最为完整不无关系。重章复沓一咏三叹,抒情效果强烈,律场回环跌宕,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诗经》乐器考论

被明代刘濂称为“乐经”的《诗经》,涉及的乐器实为二十八种。杨荫浏先生“有二十九种” 之说,不完全符合《诗经》的实际。仔细审视二十八种乐器在《诗经》中的分布,可以发现:(一)琴瑟 已由宫廷庙堂走向华夏各地,融入社会各阶层,制造也讲究选用桐、梓等木料,迎来了弹弦乐器发展的新 阶段。(二)打击乐器主要还是用于殿堂宴乐、宗庙祭祀、朝聘礼仪等。这些承袭的乐器,较之其前:第 一,大小、形制等发生了多种变异,种类明显增多;第二,制作精细,工艺水平相当高。(三)当时器乐 合奏相当发展,如琴和瑟的组合、“钟鼓之乐”等。(四)《雅》之所以涉及的乐器最多,一是周王畿的诗, 二是来源复杂,三是反映社会现实既深且广。

梁启超的《诗经》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美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梁启超在多个学科和领域都有开拓,《诗经》研究也不例外,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提出《诗经》的读法问题,对《诗经》作文学、历史、应用的多重解读;第二,以《诗经》为范例,探讨中国古代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第三,从时代、心理、审美趣味的变迁出发,探讨《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另外,梁启超的《诗经》考证,由于注重材料搜集和归纳方法的运用,也取得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

《千金要方》宋校本、新雕本栝楼类药物异文考

本文通过对《千金要方》宋校本、新雕本含栝楼类药物方剂异文的考校分析,发现新雕本绝大多数方剂中的“栝楼”,宋校本根据主治病症分别改为“栝楼根”或“栝楼实”;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宋人校理各书的历史背景,提出:宋以前医家多用“栝楼”,宋人校书时区分了根与实不同的药用部位,并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伤寒论》三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体现出宋代本草学的特点;宋人校书存在疏漏之处。现今研究使用宋校医书,需充分考虑宋人改书所导致的文本内容变化,以往基于宋校本而得出的医学史提法有待重考;对于关乎理、法、方、药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参考相关资料对宋校医书文献进行更加详实全面的考证。

《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

崔述《读风偶识》是清代重要的诗经学著作,它坚持实事求是、细读文本、持平汉宋的解诗方法。以大胆疑古、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解决了关于《诗序》的诸种问题,推翻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观点,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诗经》的本旨。当然,《读风偶识》也存在疑古过勇的不足。

两宋私家藏书探微

本文论述了两宋私家藏书业兴盛的原因,以及该时期各藏书家的特征和其对图书馆学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 献。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邦风》释文订补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内容十分重要，其中《邦风》部分的竹简编次和注释都有不当之处。本文是在订补的基础上对孔子论诗的体例及部分内容作了新的诠释。

域外《诗经》学研究四十年

我国域外《诗经》学经历了40年的研究历程,中国《诗经》学会推动了早期域外《诗经》学的研究与发展。进入21世纪,域外《诗经》学开始走向深入。40年的域外《诗经》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宏观描述、个案研究和学术史建构三个阶段,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取得了系列成果,成绩有目共睹。当前域外《诗经》学研究中仍存在研究人员偏少、研究欠深入、视野狭隘、成果边缘化等问题。未来应明确域外《诗经》学研究对象,采取新的研究方法,转变观念,建立国际视野下的中外《诗经》学比较研究的新范式,从而使中外《诗经》学的平等对话与批评接受成为21世纪中国《诗经》学的时代表征。

《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考证训诂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文学解读方法,可帮助厘定出土文献与已有资料的异文考辨。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都注重文化背景,出土文献研究借助文化考察对文字作出新的训诂,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空间。

《诗经》语言的生命力

《诗经》语言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它是精品经典,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文学水平。它有着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语言风格典雅工致,清新质朴。它内容极其丰富,是一部百科全书。它用语规范,诗经的传播,促进了我国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它创作和产生的时间跨度大,地域广阔,并且是群众与艺术家成功结合的产物。

春秋滑国兴灭暨地望考——春秋晋国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四

大致在周成王元年 (约前 10 63年 )至周成王三年 (约前 10 61年 )之间 ,周公旦灭箴姓滑方 ,以其故地封予姬姓亲族 ;此后 ,姬姓滑国将其都邑由滑西迁于费 ;晋襄公元年 (前 62 7年 ) ,姬姓滑国为秦所灭 ,并于此年晋取其姬姓故地为滑邑。

闽地《诗经》学传统与黄道周《诗经》学述略

闽地开发较晚,但在五代至北宋初即已有蔡元鼎这样的《诗》学专家。至朱子兴学闽地,其所著《诗集传》在闽地影响深远。受其影响,闽地治《诗》者代有人出。黄道周浸淫于具有浓郁《诗》学氛围的闽南,一生治《诗》不辍。黄道周《诗》学著述散佚严重,但经过爬梳剔抉,还是可以发现其有大量的《诗经》学文献存世。梳理闽地《诗经》学传统以及黄道周的《诗经》学研究,可以引起学界对黄道周乃至闽地《诗经》学的关注和研究,以充分揭示其特点和价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新方法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异质文化体系间深层次的碰撞、融合给学术研究方法带来丰富、创新的机会。此时的《诗经》研究作为现代《诗》学的创建期,其研究方法在方法的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具体学科方法上的突破无不受益于此。新《诗》学方法为《诗经》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它的总结亦可为今天的研究提供积极的借鉴。

桂林石刻药方“养气汤方”考

通过对比宋代《鸡峰普济方》与《是斋百一选方》中的相关记述,考证岭南地区唯一现存的宋代石刻药方"养气汤方"的组成,并评述其在中国医学史中的价值及其对临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