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中“内亚”问题解释的批判与修正

近年来随着“内亚”这个词在国际学术界中越来越活跃,有关内亚的问题也受到人们热烈的讨论。由内亚这个词所衍生出的“内亚视角”和“内亚传统”开始进入到中国学者的视野当中,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美国“新清史”学派以内亚视角对清朝的统治模式做了新的阐释更加带动内亚问题研究的热潮。但是“内亚”这个词本身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容易对刚接触这个问题的学者造成很大的误导,中国学者在“内亚”这个概念下研究领域涵盖地理、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往往陷入西方学界提前所布置好的陷阱当中。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内亚”这个词的含义和他所界定的范围,然后对以“内亚视角”来解释中国史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做一些批判与修正。

“新清史”与中西学术

对“新清史”的批评和讨论,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人热烈地支持或者激烈地反对“新清史”的种种观点,它已成为中西学术之间一场持久的争议,而其争议点早已超越了清史研究的范围,有时甚至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本文尝试从学术专业出发,参与这场对“新清史”的学术讨论,试图就“新清史”所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即何为中国、何为内亚、什么是大清帝国的内亚性质、什么是菩萨皇帝、何以清史研究需要利用满文文献等问题进行讨论,来说明“新清史”何以成为中西学术之间的一个战场及其出路问题。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范式——评《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

《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是灾害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性成果,谋篇布局的宏阔完整,对清代的灾等、报灾、勘灾、以工代振、勘不成灾、审户、栖流所等重点议题进行了突破性探讨。书中认为清前期的自然灾害在中国灾害史上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特点、灾赈机制有着典型性特点、是清王朝政治智慧的体现。这是一本历史灾害研究新范式的著作,在清代灾害史研究上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

近年来不同学科对认同问题的讨论很多,但在历史学内部,较为引人注意的是与美国"新清史"有关的讨论,以及美国《近代中国》"华琛专号"引发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与海内外中国研究对多元性的重视及对大一统机制的探讨直接相关的。移民传说是讨论地域认同的一个切入点,它是16—18世纪地域认同不断扩展,也即明清国家形成的重要表征。无论是对认同问题的讨论,还是对明清国家形成的认识,都应被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空过程中。

从御制诗看乾隆帝的文化认同——兼论清帝国的汉化问题

乾隆皇帝一生作四万多首汉文诗。乾隆帝之仰慕汉文化,对以儒家为主轴的中华文化之向往,在诗作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他对汉诗迷恋之深,对儒家仰慕之切,在显示其对汉文化之认同。乾隆帝无意为了族群认同而阻挡汉化,以儒家忠君爱国思想为主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并行不悖。就汉族而言,满族统治是反客为主;满族而言,汉文化却是反客为主。"新清史"夸大"满族特性"的作用,低估汉文化的影响力,结论多有偏差。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施坚雅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国内学界如何应对,如何解决,本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思潮的探索与实践——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为例

萧一山是中国近代著名清史专家,也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继承者。青年时期,他发奋著述《清代通史》,形成了"民族革命史观",并以之作为贯穿清代近三百年历史的主线。其内涵主要包括肯定清初郑成功抗清事业,重视天地会作用,评价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的巨大洪流等。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关头,他撰成《清史大纲》,标志着"民族革命史观"达到了升华。主要论述民族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竟其功。"并明确地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标志,强调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意义。他的"民族革命史观"在当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是其学术经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明清鼎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历代王朝失序瓦解重构的因果关系依然发生作用。同时,这次王朝更替发生在17世纪中叶,与欧洲、美洲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复因时逢全球气候变冷,北半球温带农业生产水平普遍降低,中国与其他气候类似地区的经济低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震荡具有共时性和背景相似性。此次变革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华文明聚合运动的基本完成。鼎革之后,中国帝制体系经历又一轮强化,中国经济发生了农商并为本业的一次持续繁荣。综合而言,该时代中国历史与欧洲的变动相互关联、主题有重合也有差别,并不在同一轨道上。晚近学术界受全球史观影响,比前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角色的认识,同时也夸大了明清鼎革的国际性,一定程度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环节的性质。以满汉族群角色为轴心对明清两代关系的论说也不及在中华文明长期内聚运动视角下审议更具透视力。在现代化全面支配全球历史以前,世界各地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远非仅用生产力水平比较可以说明,所以“合流”、“分流”之类话语,在未澄清比较视角与尺度的情况下,也是易于引起误解的。

有关清末财政问题的两点思考

对于清末财政问题,学界有两种趋向,之一是强调其中的现代性,其实,清末财政投向新政中的现代性固然应该为我们所关注,而时效性方才是评判的根本标准,毕竟史学需要站在当时的情境中予以"理解之同情";之二是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清末财政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事实上清末财政并非山穷水尽、无药可救,其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成功逆转的可能,建立在政治史范式之上的否定认知,既不符合史实,也是智慧的缺失,难以为现实提供资鉴,只能使史学日趋边缘化。

再论边疆地区的中心化与边缘化——与新清史的对话

本文主要与"新清史"提出的"边缘也是中心"的观点进行对话,基于"文化区"理论和"二元社会结构"理论来分析海南作为边疆地区的牌坊文化,最后得出"从边缘看中心"的观点。通过阐述海南边缘地区与中心文化区的关系,论证双方之间的紧密联系性,从边缘的海南窥见古代大一统社会文化的中心元素,并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再次探讨海南虽身在"边缘"但心向中央的"中心化"倾向,从官方("父爱式""亲戚式"支持关系)与民间(蜂王、工蜂)不同类型的牌坊出发论证海南地区内部的中心化。因而,在古代海南牌坊的建设中,受到"伞式"社会自上而下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央和各级政府通过资金投入、官方扶持、地方申报等方式形成了各类"官方"牌坊;而民间在宗族族长、乡绅等的带领下,通过百姓自发的集资合作建造了各类"民间"牌坊。最后得出结论:边疆并不能替换中央,但是我们可以从边缘地区的中心性特点去论证传统的中国社会,并通过多区域、多民族的历史现实去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萧一山与“新史学”

萧一山是"新史学"流派的承继者和开拓者,治学深受梁启超影响,形成博通的风格,不仅在融合中西文化基础上将"新史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于历史观和史学功能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而且将其贯彻到清史编纂的实践中,撰成气象博大、新意迭出、风格独特的《清代通史》。他不仅为清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而且为历史编纂的现代转型作出卓越贡献。

从戴维斯美术馆谈Rafael Moneo建筑设计思想

通过对西班牙建筑师拉法尔·莫尼欧的威里斯利大学戴维斯美术馆及相关代表作品的介绍和分析,探讨了Mon-eo的时间和地点观,进而引发探讨他在作品中体现的感性和理性、保守和创新、个性与融合、历史与现在之间的对话。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已被人们进行过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由于清廷没有满足其条件而不愿出山,有的认为袁世凯一出山就怀有异志,等等。其实,袁世凯自始至终没有拒绝清廷,相反他一开始便作出积极效命的姿态,为此还作了充分的谋划。

《扶桑》:穿越时空的对话

只有处于对话中的历史才是我们的历史,《扶桑》就是凭借对话才得以成功发掘了华工的移民史,这种对话在表层上是叙述者“我”与扶桑的对话,深层结构则表现为华工移民史与正史的对话。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新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整理和保存清史资源的国家工程,旨在修成能“存史”、堪传世的有清一代国史。在“史义”上宜运用“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在“史例”上宜采用历代正史所共用的纪传体,并对之加以现代性改造。在“史纂”上宜用重记述辅以适当析论的笔法。在观念上应树立对现代“作史者之精神”的自信,去除单一、单向思维模式所造成的疑虑和余悸,注全力于新型纪、志、表、传、图的修纂。重视资料基础工作,组织对重点和难题的科学攻关,作出若干重大学术突破,实现在总体质量上对《清史稿》的大大超越,以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应当注意的是,试图让大型清代正史和通史及数十个专史熔于一炉是不现实的,让章节体的通史、专史充当传世清代正史的主干也是不相宜的。

作为方法的边疆——《北纬四十度》的文明观

《北纬四十度》有意识地与“新清史”对话,在长时段视阈中呈现出特定区域的稳定性和整体性,以此确立中国文化的复合结构;同时,也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建构了互为主体性的认知逻辑,指出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的共存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作家重新聚焦边疆,一方面探索被误解的文学历史,自觉启用本土化的学术路径形成新文体意识;另一方面直面文化复兴的时代难题,从而为“世界之中国”提供依据。

从历史运动机理看清末新政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到来

早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对人类历史运动方式作出了描述,到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又完整提出历史时段理论,他们都对历史运动方式进行了概括。本文尝试用图表来表示他们的思想,结合一个历史案例,以便把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历史运动机理及其内在规定性清晰地表露出来。本文以清末新政失败为例子,分析结果使我们对历史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主客观因素对历史运动的影响作用在历史运动机理图中不再是笼统的,历史运动机理图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运动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坐标。

晚清立宪新政之历史反思——以地方自治为主要视角的省察

晚清以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立宪新政,虽然从上层统治者到社会民众达成了其是"救亡图存"之良药的思想共识,但在具体实施中却遇到诸多现实困境、产生种种不良后果、导致普通民众的反对和暴动、引发社会舆论的批评。立宪新政本是求生之道,反而成了促死之法,新政不仅在实施中走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究其原因,乃是一本其旧的乡土中国处于第二个"历史三峡"之局限使然,加之希冀毕其功于一役,不免过于理想,脱离社会现实,最后必然失败。

困境与出路: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

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是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本文尝试从跨文化对话的立场,进一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文章认为,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对于世界文学研究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下外国文学史编写面临诸多困境的情况下,世界文学史的建构必须与时俱进。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应从新辨证论这一视点出发重新思考。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