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论信息科技原则在民事智慧执行中的展开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六条规定了信息科技原则。该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与时代意义,对于推进执行措施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有必要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予以确立。在多地法院大力推进智慧执行的背景下,目前,智慧执行体系仍存在智慧执行规定不够明晰、数字化支撑较弱、地方局限性较大、未实现信息共享、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等困境。通过完善执行系统、联动执行机构、规范执行流程、限制执行底线,可以准确有效地划定执行范围,实现执行数据部分共享,促进执行过程数字化、透明化,由此得以贯彻信息科技原则的要求,回应执行体系数字化发展需要,健全我国民事执行体系。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九十六条

因应时代任务的变化、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以及我国的特殊国情,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主要功能是纠错,同时检察院也应当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应依穷尽内部救济原则,确定执行救济与执行检察监督的适用顺序。法院执行救济区别于法院内部执行监督,内部执行监督需要外部检察监督来弥补不足。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九十六条需要修改和完善,应明确执行救济是执行检察监督的前置程序,除非存在执行法院不受理或不作裁定等情况;法院内部执行监督之后可申请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制裁措施定位下民事执行拘留的围囿与优化

在经历立法承认、立法强化与体系化三阶段后,执行拘留措施的规范内容虽愈发成熟,但性质模糊及立法粗疏的痼疾导致在实务适用中出现了适用随意及功能异化的问题,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执行拘留的实质内涵与程序保障。《强制执行法(草案)》创设性地将其界定为制裁措施,通过类比行政制裁措施应将其定性为具有惩戒性质的司法处罚。通过借鉴行政处罚相关立法与理论成果对拘留措施的适用条件、决定程序、实施程序和救济程序进行制度优化,确保拘留实务有法可依。通过坚决贯彻善意执行理念涤除被执行人皆老赖的社会想象以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拘留实务有法必依。

执行体制的统一化构建——以解决民事“执行难”为出发点

“执行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刻的原因无疑存在于执行体制本身。我国目前的执行体制中,刑事执行、民事执行和行政执行既各自为政,又相互交叉,不仅在执行机构上显得臃肿和凌乱,尤其难以做到执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整合,不利于国家执行权的统一化行使。对民事执行而言,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兼顾行使执行权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障碍,尤其在实践中已被雄辩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将执行权从法院权力结构中分离出去交由统一的执行机构行使,是化解“执行难”的最佳选择。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有关问题

当前民事执行存在诸多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民事司法裁判的完整性。民事执行问题主要表现在执行难与执行乱两大方面,其中执行乱又加剧了执行难,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目的和优势,决定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摆脱这种困境的有效方式。

中国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再解读——法院权能的视角

在法律治理化背景下,中国法院是国家能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组织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自身权能的强弱。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根源在于法院权能不足,具体表现在资源汲取权能、组织协作权能、正当化权能和强制权能四个维度。集中清理活动中法院的自我政治化、行政化,模糊权力边界,扩大参与主体范围,以及执行方式的灵活性和执行目标的民生导向等,从不同层面补足了法院权能,促成执行联动的新格局。这种非常规的运动式执行活动暂时消解了执行难问题,却导致政治吸纳司法的非预期后果。执行难的最终化解依赖于常规执行中法院权能的补强,尤其是法院政治地位的提高,而非固守审执分离、司法独立、当事人主义执行模式等理论信条。要排除执行乱的话语干扰,厘清法院执行工作的责任边界,以实现民事执行工作的理性回归。

民事协助执行人浅论

在“执行难”成为民事执行之痼疾的今天,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司法系统之内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完善协助执行人制度对于缓解“执行难”、保障民事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弥补司法之不足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建构协助执行人制度中,协助执行人的范围、协助执行人加入诉讼的方式和协助执行人的权利义务责任是主要的内容和核心环节。审慎的制度设计对于发挥协助执行人的功能,实现协助执行人之立法目的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民事执行程序虽然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保障同样应当予以重视,此两者作为现代人权理念的应有之义,共同构成了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话语体系。但是民事执行程序的主要使命决定了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权和债务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始终处于一个脆弱的“偏向式”动态平衡状态,在执行程序中对债权人债权实现权的强化会逐步加剧两者之间的张力,脆弱的平衡状态随时可能被打破。《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作为对我国民事执行司法实践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其立法科学化的衡量维度固然在于以对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之成效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但是不能单极化发展,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同样应当纳入其中。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必须回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博弈和冲突。应当充分发挥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救济原则在具体制度构建中的基本价值功能,以对被执行人生存权、生活安宁权、人身权以及人格尊严权之保障“划定”强制执行权作用于被执行人时之限度,以此为基础厘清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边界。最终通过对债权人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价值衡平,为《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镶嵌”人权保障的“内核”,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论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明

由于法律规定得不明确,我国目前的查明被执行人财产制度在实践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变,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主要责任落到了申请执行人一方身上。这既违背了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基本法理要求,也缺乏现实的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我们应当以合理划分执行机关、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责任为主线,完善我国的查明被执行人财产制度。

被执行人惩戒的人权冲突与建议——以人权的司法保障为视角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作为保障法律文书顺利执行的重要方式受到人权保障原则的制约,信用惩戒的运用不得不面临执行法律文书与保障被执行人人权的价值冲突。因此,必须在保障法律文书顺利执行、维护法律权威、保护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同时,照顾被执行人的人权,即保持二者的平衡。实现人权的价值平衡,必须树立人权保障的理念,遵循比例原则,保证权利的救济。

民事执行中的权利、义务解读——兼对民事执行难的思考

民事执行以实现债权为目的,债权人通过向执行机构行使强制执行请求权进而实现债权。民事执行活动因债权人、执行机构、债务人三方主体的参与而形成三面法律关系。基于权利、义务的对价关系,债权人债权的实现程度与债务人义务履行程度存在对应关系。同时,由于执行的强制性,债权的实现程度又与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密切相关。民事执行难是债权实现的困难,其对应的是义务主体义务履行的缺失。为有效地实现债权,应明确、规范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并采取可能措施强制有能力的债务人履行义务。民事执行程序的修改在上述方面虽有明显的体现,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民事强制执行案件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

由于强制执行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不宜延长至强制执行阶段;强制执行的案件特点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强制执行案件不存在适用立案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强制执行案件的规范要求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强制执行人员整体现状与改革走向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执行依据不明确的现状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评价与设计——以《民事诉讼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协同修改为视点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监督权,然而却只是概括式规定,没有细化到具体的制度操作层面,导致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工作无从切入、弱化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效性等诸多问题。因此应对《民事诉讼法》适时再次修改,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启动、范围、方式进行细化规定,增强其程序规范的适用性;同时应协同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充实、扩展,行使职能的程序予以明确,重新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二者的协同修改,完善民事检察立法。还应健全法、检之间的民事执行审级监督与检察监督协作机制,促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规范化。

论民事执行担保——以完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为中心

民事执行担保作为暂缓执行的要件之一,具有扩大可执行财产范围、解决执行难的独立功能和价值。这项公法上的制度,是中国独特语境下的产物,但在近年来遭到了来自私法的冲击与挑战。通过对比执行担保与民事担保、域外作为“假执行”障碍的担保及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可以更准确地界定民事执行担保的性质与特征。对民事执行担保要件与效力的分析,有助于促进《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完善。

论我国悬赏执行制度

悬赏执行制度借助外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案外人发现并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积极性,有助于民事生效判决执行到位。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出台的具体规定,发现悬赏执行制度仍然存在适用范围和启动方式模糊、审查标准不明确和奖励数额不一、程序衔接欠缺及权责分配不清等问题,建议通过明确适用范围和启动程序、统一审查标准和奖励数额、做好程序衔接及明确当事人之间权责等方式予以修正。

论民事强制执行与社会信用体系之关联

执行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被执行人、法院和政府信用缺失是导致执行难的主要原因；民事强制执行是维护社会信用体系的强有力的保障,构建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是解决民事强制执行难问题的治本之策；当前必须系统的解决执行中各方主体的信用问题,以被执行人、政府、法院三大主体的信用建设为出发点构建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司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缓解执行难、提高执行效率等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背景之下,从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出发,结合该制度的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实践现状,归纳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具体情况提出完善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关于民事执行价值最大化实现的基本分析

民事执行的价值以其实现实体法律文书内容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工具效能为内涵。执行的强制性与公正性一致在法律体系中的最终实践化 ,是民事执行价值的重要性所在 ;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民事执行程序公正的必要措施 ;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既分立又兼顾的辩证关系是民事执行价值最大化实现的一个基本因素 ;确立统一的执行程序法 。

迟延履行利息执行制度研究

完善迟延履行利息执行制度对于加大执行工作力度、解决"执行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法律规定的粗疏,该制度在实践中适用案件数量少,适用标准混乱。应明确迟延履行的债务范围、期间、利率计算等标准,从修改法律规范以及加大实践应用两个层面进行改进,以有效发挥该制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