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市场分割、数字经济发展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分析国内区域市场分割对引进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市场分割显著抑制FDI的引进,主要由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并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要素流动效应和公平竞争效应三个渠道实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缓解市场分割对引进FDI的负面影响,且存在阶段性差异及对优质FDI的改善作用更强;市场分割对国有企业、外销企业、市场潜力大的区域引进FDI的影响作用更小,侧面强化了机制作用检验的可信度。上述结论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双循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影响,选取2007—2020年中国各省级面板数据,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明显的驱动作用,但存在着地区的差异性;在较发达的东部和中部,FD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FD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却非常显著。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继续让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持续性动力;完善各地区“数字化”战略的政策机制,政府应给予国际企业投资相应的政策支持;要大力培育数字化改革中的人才及骨干,促进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数字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新优势——基于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新优势。本文基于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并匹配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研究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显著且稳健地提高我国企业OFDI的可能性、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进而提升我国OFDI的活力和韧性,并且解释力度高达企业OFDI传统优势研发密度的48.3%~53.8%。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海外经营成本降低是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OFDI的两条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优势的OFDI促进效应在绿地投资、传统行业和高竞争性行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此外,我国OFDI“走进东道国”过程中,跨国公司数字化优势与东道国数字化优势间的竞争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因而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正向作用在高数字化水平东道国的样本中受到抑制。本文研究结论对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启示意义。

碳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碳金融作为一种能够强化碳排放管制效果的金融工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深入探讨碳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碳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及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文章通过探究碳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旨在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对外投资策略调整提供绿色金融视角的经验启示。

双向FDI对产业间协调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产业间协调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区域表现差异,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FDI和OFDI的产业间协调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FDI和OFDI对产业间协调程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两者的交互项却对其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中国FDI和OFDI对产业转型升级程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两者的交互项却对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通过需求效应、供给效应、技术溢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自然资源水平效应五大机制影响FDI和OFDI的产业间协调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地推动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形成积极影响具有一定启示,并为中国引资、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利用新型技术,以知识和信息为生产要素,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变革以及生产效率提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介变量,以中国31个省及地区2013-2021年数据为基础,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显著影响以及部分中介效应的存在,同时通过地区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发现中介效应的发挥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并符合单门槛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滞后效应存在并对产业结构影响具有差异。

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口老龄化相互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选取2008—2018年全国31个省份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老龄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用不同,存在前期抑制后期促进的“U”型影响效应。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成本和储蓄率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而数字经济能够调节劳动力成本和储蓄率,从而弱化老龄化对外商投资的不利影响。因此,要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配套设施和制度建设,强化数字经济在调节劳动力成本和居民储蓄率,吸引外商投资流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贸、外资与经济再全球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再全球化,我国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面临新的困难、机遇与挑战。通过材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十个城市的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情况,了解到各地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通关便利化水平、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国际贸易纷争增多、国内企业内卷所致外贸产品质量下降、部分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差异等十个问题。综合调查研究,该文提出十点政策建议,包括:积极参与经济再全球化过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力量;强化优势产品及供应链保障,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构建相关评估体系,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水平;探索跨境数据流动便利,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制定外资认定流程标准,完善市场准入清单;积极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改善政府监管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维护海外中国权益。

数字化发展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与农产品贸易的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化变革增强了农产品贸易行业的内生发展动力,日渐成为拉动农产品外贸增长的新引擎。文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化发展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产品出口,且经过内生性处理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主要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产业集聚三条路径实现。据此,应重视农业数字化产业发展,加大农业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农业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与质量,推动农业产业集聚。

数字经济、双向FDI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IFDI与OFDI协同视角

选取2011—2020年27个省级面板数据,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IFDI与OFDI协同指数,应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并结合分位数回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水平可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激励本土企业通过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进而推动本区域经济的不断提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比,数字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经济可推动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双向协同互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双向FDI协同发展的中介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效果,文章基于外向集成全球资源的视角,采用2012—2019年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水平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东道国纺织产业良好的发展基础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逆向技术溢出路径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但海外市场扩张效应不显著。时间上,对外直接投资在“基础提质”阶段的整体促进作用更强;空间上,流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或经济发达地区有助于产业高质量和绿色化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OFDI

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结合有助于中国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中国OFDI的效应,并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探究数字金融对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的规模扩大;从机制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中国OFDI,同时,政府财政支持在数字金融促进OFDI增长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分区域来看,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更好地实现外循环具有一定的启示,并为数字金融与各行业的深化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数字金融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1—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研究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对中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对外直接投资

研究基于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技术创新中介作用及其区域异质性情况。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其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相对高于数字化程度。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经技术创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中部地区对外投资的影响最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数字金融三个维度的区域异质性结论基本一致。持续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拓宽技术创新融资渠道,制定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政策有助于提高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质量。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海外投资:事实考察与机理分析

区别于以往研究多从传统视角考察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因素,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新视角探讨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力,并基于上市企业2000—2020年数字化转型强度和OFDI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OFDI增长,提升企业生产率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OFDI的两个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及弱政企关系的企业受益更大,位于金融科技环境和市场环境较弱地区的企业受益也更明显。这一系列结论说明数字化转型不仅弥补企业在OFDI中的部分劣势,还助力企业突破地区发展环境的限制。本文为探寻企业海外投资新契机给予新的思路,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提供相关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力的影响研究———来自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进行检验,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研发创新力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力具有直接促进效应,能直接推动区域创新力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直接促进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还能通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力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力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激活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加大教育科技人才投入,协同支撑创新研发;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发展区域绿色低碳贸易等对策建议。

数字贸易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数字贸易迅猛发展,企业能够以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为支撑,通过虚拟跨国公司网络的形式组织生产,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下降。数字贸易增加了智慧资源在价值链网络上的重要性,依赖数据资源的跨境企业比以前更需要定位于产业集聚中心。以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贸易两个维度度量数字贸易水平,以中国设区市数据为样本来源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发展数字贸易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提升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外资的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而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贸易水平对外资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具有互补性,目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跨过了单纯的资源或市场寻求型阶段,这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稳外资、稳外贸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了城市数字金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并基于2011—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数字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新动能。城市数字金融不仅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而且间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互联网“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在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还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异质性,影响效应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次递减。上述结论为我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系等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数字金融指数和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的方法,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具有正向关系,更换变量测度方法后再次进行回归,结果依旧显著。数字金融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融资规模,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府应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快数字金融便利化政策落地,加强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