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国外交”体制的形成及其评价

广州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初创,"党国外交"体制随之形成,一方面国民政府遵循国民党制订的外交方针,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外交权力模式遵循"党政双轨"的运作模式。"党国外交"体制下,国民党通过其最高政治机关"中政会"进行外交决策,指导国民政府从事外交活动。"党国外交"在省港罢工中首次付诸实践,有力地支持了罢工,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最终使广州国民政府出色地摆脱了困境。此次实践亦暴露了"党国外交"体制的诸多弊端与不足,不仅反映出广州时期"党国外交"体制尚未成熟,更揭示了"党国外交"的先天性困境:缺乏民主监督与党内民主的"党国外交"体制,终将与其最初的理论设计相背离,走向独裁之路。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统区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

抗战前期 ,在中共妇女界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国统区各党派和各界各地广大妇女团结起来 ,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统区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党组织的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带动下 ,国统区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国共两党(1927年—1949年)执政合法性的比较——从政党伦理的视角考察

从政党伦理的视角来看,执政党要获得和增强执政合法性资源就必须树立和坚定为民众谋利益的伦理价值理念以及在广大民众中树立党的道德权威形象。以此为参照,对1927年-1949年期间国共两党的政党伦理进行解析,将能对国民党执政合法性丧失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的内在的必然逻辑性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1927—1931年间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关系述略

中国青年党是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重要政治势力,有"第三大党"之称。青年党与国民党发生过各种纠葛离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双方关系曾一度异常紧张。1927年后,随着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的变化,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出现一丝缓和的动向。不过,由于双方在政治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实施"训政"的国民党继续采取各种高压手段,对青年党进行压制。在国民党的不断打击迫害下,秉持"全民政治"理念的青年党人反"党治"的声浪不断高涨,双方的矛盾日趋激烈。

略论加强执政党外交能力建设

执政党的外交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政党外交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稳定和国家的兴衰荣辱。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外交能力建设,为中国的富强与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加强党的外交能力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外交上的新举措,展现了外交能力建设的新成果。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兼论《对外关系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涉外法治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枢纽”。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方式,是丰富外交斗争工具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的法律基础保障。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框定目标、引领方向,明确了涉外法律体系的立法重点。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需求,契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宪法—对外关系法—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结构呈现为上下有序、相互照应的有机整体。处于底层每一板块的法律规则应包括国际法的内化、国内法的外化、外国法适用、执法和司法程序、国际合作等内容,而《对外关系法》在宪法与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法律实践成果,实现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遵循,是新时代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