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诵《诗经》在春秋外交辞令中的作用

《诗经》具有很强烈的文学色彩,但是在我国春秋时期却被用来从事外交活动,使外交活动披上了文学的外衣。 其主要表现在揣测对方之意图、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搬兵求救、劝说君王等方面,使得这一时期的外交辞令尤显高雅。

春秋邦交思想述论

春秋邦交思想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对现实社会邦交实践认识的升华和提高的结晶 ,时刻指导、约束着人们在邦交活动中的决策和行动。作为春秋邦交思想最高准则的德 ,包涵了礼、信、仁、义等各种观念。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德所透凸出来的含义和特点的考察 ,勾勒出春秋邦交思想发展和流变的历程 ,由此 。

试论春秋行人的知识结构

春秋时代是中华文化的滥觞时期。春秋行人是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群体,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智能、思想艺术在春秋时代政治、文化、艺术舞台上一展身手,他们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从春秋行人对《诗》、礼的掌握和运用,对以《尚书》为核心的历史知识、以《周易》为核心的哲学知识的了解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揭示其在社会动荡、王纲解纽之时得以存国兴邦、抑暴制乱的内在原因。

春秋聘问考

聘问是春秋时期列国邦交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礼仪,各诸侯之间聘任使往来频繁,仅见与《春秋》所记的聘问就达139次。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考证,可以加深我们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礼制及邦交等的认识。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或雄辩滔滔,理直气壮;或声东击西,隐晦其说;或刚柔并济,绵里藏针;或言近旨远,辞浅义深,显示出很高的语言艺术,体现了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语言风格。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的文学。

论春秋邦交的时代特点

春秋邦交的特点,学者多有论及,但均不完善。本文从春秋邦交的主体──各诸侯国的国家形态入手,对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邦交中的地位和独立主权意识进行了探索,认为春秋列国在国家形态方面正处于一个由残缺向完整转变的过渡时期。因此,春秋邦交势必受其影响而具有自己独有的时代特点。

试论春秋外交辞令的文学地位

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文理并茂,辞采灿然,是当时最具文学意味和文学价值的文字,形成春秋时代特有的辞令文学,是中国"辞章"的滥觞。外交辞令制作过程的字斟句酌、讨论润色,也体现出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特点。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等,都是关乎外交辞令的理论,作为中国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文学和文论的繁荣发展影响至巨。外交辞令是春秋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篇章,善于辞令的行人,是春秋时代最优秀的散文作家。

春秋行人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成因

春秋行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

试论《国语》的外交辞令

外交辞令是《国语》语言艺术的重要体现。它的文化内涵主要是崇文尚礼,主要表现在其多称引先王礼制和先王之命,多具有委婉谦恭、言辞从容、庄重典雅、精练深刻、张弛有度的风格特色。《国语》外交辞令语言艺术主要表现在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达到了严密的说理性和文采粲然的形象性的统一。

春秋时代的国书文体

《左传》《国语》等典籍所载的外交应对之辞,许多本来是列国往来所使用国书的内容。国书是春秋时代盛极一时的文体,它是赴告制度的产物,是聘问礼仪的要求,把国书以行人应对辞令的方式载入,是先秦史书的惯例,其中"寡人"、"不榖"、"孤"等称呼皆是国书的标志。春秋国书大概有告请类、通报消息类及庆吊类等,不同场合的国书,内容、措辞和写法各不相同。春秋国书形成了简约、恭敬、婉曲的语言风格。

从春秋道德观看春秋外交辞令

道德观念在春秋时期具有极大的作用。周礼即是中原各诸侯国共同遵守的法则,符合该法则谓之礼,不合则为非礼。将礼与德有机地融为一体,就是为政的最高要求。"外德则睦;否,将携贰"是争取诸侯的一种非战争的理想手段。宋襄公的"于古为义,于今为笑"的做法,说明了当时在战争中恪守道德规范还是广为提倡的。所以,春秋外交辞令显现出委婉、恭敬、含蓄的特点是符合当时道德观念要求的。

春秋行人辞令简论

春秋行人是春秋时代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而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通过考察春秋行人与时代的关系、知识构成、辞令特色以及对战国策士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行人辞令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春秋霸政邦交影响下的卫国政治婚姻解读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和政治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展开激烈角逐,使得邦交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通过缔结政治婚姻与其他诸侯国结成“婚姻关系”“甥舅关系”无疑成为增强实力的重要手段。政治婚姻一方面成为巩固邦交关系、加强政治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对嫡长子继承制和妻妾等级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政治婚姻亦为贵族女性参与政治提供了重要条件。文王之幼子康叔所建立的卫国作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其政治婚姻在各诸侯国中有重要的代表性。

春秋时期晋国邦交钩沉

春秋时期,晋国邦交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且各具特色。早期的邦交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并围绕着武力扩张这一核心展开。中期的邦交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广泛且因国而异;二是以尊王攘夷为核心。晚期的邦交因卿族间冲突的加剧而陷入被动,接连失去盟友的晋国在邦交中逐渐被孤立,范氏、中行氏之乱则是内外矛盾的集中爆发。至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邦交已被三晋邦交所取代。

先王遗说与春秋邦交政治

春秋时期,包括先王之制、先王之命、先王之训等在内的先王遗说在诸侯邦交领域的作用主要是调节诸侯之间关系,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维持着诸侯之间的平衡,维护着周王室的利益。只是先王所确立的种种原则逐渐不再是春秋时期各邦国所严格遵循的规范,人们对于先王遗说并非照行不移,而是通过对先王遗说的内容进行新的解释、直接从根本上否定言辞的作用、不回应先王遗说的内容这三种方式,来降低或减少先王遗说的政治影响力,从而降低先王遗说对邦交活动的影响力。先王遗说逐渐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是沦为各诸侯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但总体而言,先王遗说作为邦交政治活动合法性的来源,并未被直接抛弃。

春秋战国时期伐交思想初探

春秋战国时期的伐交理论是以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基础,以"慎战"和"全胜"战略思想为指导,以儒、法两家关于"王道"和"霸道"的激烈争论为背景而产生的。主要观点包括:在"慎战"和"全胜"战略观指导下的"重交"思想;利义并重的"与交"思想;自强为先的"自恃"思想;谋交并举的"重谋"思想。

春秋邦交战争及其影响——从“联吴制楚”到“联越扰吴”

春秋时期,随着旧制度的崩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呈现多个面相。诸侯国之间不仅充斥着残酷的军事争斗,也上演着激烈的"邦交"战争。齐桓公之后,晋国与楚国争雄,历史格局呈现强烈的南北冲突。晋国为打破晋楚的"力量均势",率先采取"联吴制楚"的策略,使楚国两面受敌。楚国为打破"晋吴联盟",制定"联越扰吴"策略压制吴国。两大邦交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利弊兼有的"历史二律背反"特点,并对春秋争霸重心迁移具有深远影响。

试论春秋时期的兼官行人

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设有专官行人与兼官行人。兼官行人的活跃,是时代与个人双重作用的结果。兼官行人为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逐渐替代专官行人出使有关诸侯国,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论《左传》城濮之战的外交关系和外交策略

《左传》中所记载的著名战役——晋楚城濮之战,深刻地体现出国际关系与外交手段对战争胜负的重要影响,也体现着礼义至上的春秋义理思想。此战开始之前,楚国盟友众多,俨然有称霸中原的趋势。然而晋文公的崛起对楚国的地位产生了冲击,楚国联盟在晋文公及其谋臣的外交策略下一一瓦解。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其外交及军事行动的特征包括重视盟友、善用计谋,同时做到能以德攻、不失赏刑,最终奠定了战争的胜局。

论春秋“歌诗必类”与诸侯邦交内涵衍变

"歌诗"是春秋时代诸侯国邦交活动的重要方式。春秋初期,诸侯国间正常的邦交活动遵循"歌诗必类"的原则;春秋中后期,诸侯国间开展邦交活动时的歌诗"不类"情况增多,使得原本属于文化层面对等互动的外交歌诗活动,表现出向政治话语衍变的趋势。"歌诗"由"必类"到"不类",既反映了春秋时代以诗歌为载体的礼乐文明的蜕化,又透露出"争霸"先于"尊王"的思想倾向与社会秩序趋于混乱的历史动向。是否遵守"歌诗必类"原则,不仅成为当时考察和判断诸侯邦交关系的晴雨表与温度计,而且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先秦时期诗歌与政治间的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