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蚕驯化起源研究概述

家蚕(Bombyx mori)的驯化是农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由之形成的养蚕业对中华文明和世界农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家蚕的驯化起源,除了远古的神话传说外,研究人员从历史学、考古学和生物学角度进行了溯源,尤其是近20年获得了大量的分子生物学证据。本文对家蚕驯化起源的2个核心科学问题——野生祖先来源和起源地(驯化事件发生地)的相关生物学研究进展进行概述。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证据表明,家蚕的野生祖先是中国野桑蚕(Chinese Bombyx mandarina),而不是日本野桑蚕(Japanese B.mandarina),所有的家蚕品种都来自于一个起源中心。最新的泛基因组分析结果表明,家蚕的驯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适用于稀疏图的基于关键点标记的可达性算法

有向图中任意两点间的可达性查询是研究各种网络问题时的一个基础操作,如在社交网络中查询两个人是否相互关注等。但随着网络规模的日益扩大,传统算法因巨大的时间或空间复杂度而变得难以被应用。因此需要根据网络结构特点针对性地使用合适的可达性算法。稀疏图可以看作由若干有向生成树与少量非树边组成,GRKPL算法将稀疏图中的可达性问题拆分成两部分:树上可达性问题与加入非树边后带来的影响。前一部分使用区间标记法解决;后一部分通过构造关键点集,将原图中所有的可达性查询转化为关键点集中的查询后得以解决。关键点集包括所有被非树边覆盖的节点,以及这些节点按照前序遍历的顺序排序后相邻节点之间的最近公共祖先。证明了关键点集的大小与原图中非树边的规模具有相同的数量级。最后在10个中小规模与4个大规模现实数据集上进行了测试,GRKPL在中小规模数据集上表现优异,查询处理时间相较于其他算法平均减少49.8%,空间占用平均减少65.1%。

中国大豆育成品种亲本分析

【目的】研究中国1923～2005年育成大豆品种的系谱,分析其祖先亲本和直接亲本的来源和类型,归纳出近20年来最重要的祖先亲本和直接亲本,为今后大豆育种亲本选配提供参考。【方法】利用1923～2005年全国6个生态区育成的1300个大豆育成品种的系谱资料研究其祖先亲本和直接亲本组成,计算其核遗传贡献值。【结果】1923～2005年1300个大豆育成品种来源于670个终端祖先亲本,其中51.64%为地方品种、38.36%育种品系、7.01%改良品种、2.54%野生豆和0.45%类型不详,相应核遗传贡献率分别为76.29%、14.93%、7.79%、0.54%和0.45%。1391个直接亲本由育成品种、外国品种、地方品种和育种品系4类型组成,分别占27.76%、6.10%、11.62%和54.52%。在全国1019个杂交育成品种中,以育成品种和育种品系作为直接亲本的组配方式比例最高,达71.78%。归纳出了1986～2005年间中国941个大豆育成品种最重要的54个祖先亲本和37个直接亲本。【结论】与1923～1995的相比,近十年来中国大豆育成品种遗传基础有所拓宽,祖先亲本和直接亲本群体扩大了近一倍,地理来源更广泛。但遗传贡献有向少数祖先亲本集中的趋势,各生态区间的种质交流仍少。中国大豆品种遗传基础有待进一步拓宽。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甲骨文中的七言诗

甲骨文中不但有大量记录占卜的档案诗 ,还有文人专门创作的“整齐对应偶句韵七言四句工散体诗”。

“郧县人”研究的考古人类学意义

汉江中上游流域秦巴谷地,是地理学上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是以“郧县人”为标志的汉江远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郧县人”与亚洲直立人关系密切,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郧县人”、“梅铺人”、“白龙洞人”、“黄龙洞人”构成本区域百万年以来的人类进化链。在中国,百万年前的远古人类主要生活在国家地理的南北2300多千米的二级阶梯上,由于对水的生存依赖,有向水资源丰富的三级阶梯发展趋向。建立远古人类百万年“进化链”和二级阶梯“活动带”理论架构,对于研究百万年前远古人类的生存地理、活动规律以及进化环境,有着重大的远古人类学价值。

“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

"宋太祖誓碑"在宋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核心内容为"不杀士大夫"。其文献地图由两组史料构成:第一组为直接证明材料,目前所见南宋时期直接叙述"宋太祖誓碑"的现存史料有七条,曹勋的《进前十事札子》、《北狩见闻录》最早记载此事,旧题陆游所撰的《避暑漫抄》记录得最完整;宋代以后,以《宋史》、王夫之《宋论》为代表,直接认同誓碑的存在。第二组为间接证明材料,包括程颐以及邵雍祖孙三代在内,以间接方式佐证了"宋太祖誓碑"的存在;宋代以后,以《宋史》、顾炎武《日知录》为代表,延续了这一言说方式。这两组材料,尤其是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元修《宋史》兼含直接、间接证明材料的双重属性,有可能确证"宋太祖誓碑"的真实性。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亦与"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