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扩张与企业出口贸易方式——高等教育改革驱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证据

由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的贸易方式转变对出口企业长远发展极为重要,是中国能否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扩张能够提高企业的直接出口概率。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进而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贸易方式。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对民营企业、小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选择直接出口贸易方式的促进效应更大。最后,发现人力资本扩张促进了企业从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变,并且这种转变还是人力资本扩张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和扩大出口规模的重要途径。从人力资本扩张的视角揭示了企业出口贸易方式选择与转变的驱动因素,对于理解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有效促进出口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服务业进出口、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服务业贸易、投资与服务业之间的影响关系,对提升我国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使用我国2000—2021年数据,构建VAR模型对服务业进出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交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进出口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且长期支持效果明显;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与OFDI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则存在一定负向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制定政策鼓励服务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发挥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的促进效应、提升服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相关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非之间的合作交流日益紧密。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关系如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扩展边际并不显著,即中国出口非洲商品种类并没有显著作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非洲农产品价格边际具有负相关关系,即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越多,出口非洲农产品价格越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非洲数量边际具有正相关关系,即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越多,出口规模越大;但是“一带一路”对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本研究仅供参考。

数字化发展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与农产品贸易的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化变革增强了农产品贸易行业的内生发展动力,日渐成为拉动农产品外贸增长的新引擎。文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化发展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产品出口,且经过内生性处理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主要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产业集聚三条路径实现。据此,应重视农业数字化产业发展,加大农业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农业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与质量,推动农业产业集聚。

近代日本直输出事业之肇始、发展及影响——以茶叶对外贸易为例

近代日本开港之后,本土货物出口到海外需要借助洋商之力,面临着贸易主导权被把控和操纵的问题。产业界力图摆脱这一局面,实现外贸自主化。为此,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倡导发展直输出事业,就茶叶贸易而言,业界发起了三轮冲击:明治十年以后,茶叶产业界以静冈为中心,开启了第一波向外国直接出口的尝试,这时期的茶叶直输出会社以乡土地域为中心,存续时间短、自有资金少,需要借助第三方销售,最终失败;18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在府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开展规模化联合,试图成立全国范围的日本制茶会社,以提高日本茶叶直输出能力;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再制茶公司直接向设在消费国的分支机构或日本开设的茶叶代理店供货,从而打通了外贸的全过程。20世纪初,日本制茶直输出事业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打压和挤占了外国商馆的茶叶贸易。在此过程中,各界的决心以及彼此的联合和协同至关重要。

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4-2019年中国和34个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以加工水产品行业为研究主体,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引入与东道国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先降低后提升,在考虑内生性偏差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加工水产品质量间的“U”型关系在低技术国家更为显著;对于自身加工水产品质量较高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为倒U型关系。以期为我国相关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

采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与经济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出口贸易都有正向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呈负向调节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两种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据此,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实施差别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相关建议,以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2008—2020年CEPII-BACI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显著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在进行了内生性问题处理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且该促进作用在中低技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同质化产品中更为显著。(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提升“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结构和创新水平而促进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同时“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发展、制度质量和确定性程度会加强该促进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其他国家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产品的质量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更能显著提高中国从其进口产品的质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增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

首脑外交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基于2013—2021年面板数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首脑外交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重要性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数据,以及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和对外投资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就首脑外交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脑出访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货物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政治关系的亲疏程度、经济总量的规模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首脑外交的货物出口创造效应的三大关键因素;在服务出口方面,首脑外交呈现出行业异质性,对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子行业的拉动作用有限。但是,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对上述两类贸易创造效应都产生了抑制作用。此外,首脑外交并未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积极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小规模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未受到充分的正面刺激。在后疫情时代,有必要尽快恢复线下的高层互访机制,并充分考虑首脑外交对出口和投资促进作用的差异性,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新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之后的稳健性检验中此结论仍然成立。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注重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注重引资质量;制定好相关的政策提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优质外商来华办厂;依法保护外商的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最大化发挥外资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出口技术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对华外商直接投资 (FDI)逐年递增 ,这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 (ECM )从长期和短期分析了FDI对我国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及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作用 ,结果发现 ,从长期与短期来看 ,FDI都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并且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 ,这说明了FDI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1995～2002年的数据,建立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之间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所选用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欧盟、美国.如果采用单个国家FDI与出口的关系进行分析,FDI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且自相关严重.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华累计FDI(或FDI存量)与中国对其出口之间的关系十分显著,面板数据分析不仅可以表征国别或地区间的差异,而且可以有效消除序列相关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出口技术结构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将对外直接投资引入Metilz理论模型,分析其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利用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我国29个省市2002—2008年OFDI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途径降低出口企业的转型成本,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剔除了加工贸易的影响后,相比FDI和进口贸易,OFDI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人均物质资本与研发投入的影响为正,而人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作用为负,加强教育投入、加快制度变革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出口技术结构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分地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高,从而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也没有东部地区明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美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结构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大量数据分别考察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与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特征,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通过计量方法进一步论证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带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及低、中、高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不同出口效果,据此说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替代、互补和融合。本文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际,按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行业和发展阶段分析并论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同时,也证明了政府给予具有贸易创造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的必要性。

OFDI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吗?——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检验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选取4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数据,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分组来看,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替代效应仍然存在,且发展中国家组更为显著;进一步以2008年分时间段进行检验发现,在2008年以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没有显著的影响,但2008年以后表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技术进步研究——基于行业特征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1999—2015年SITC Rev.3的三位编码产品与中国22个行业的对应关系,采用系统GMM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外资直接出口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进步,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度高、技术差距大和集中度低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水平尚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员培训效应、垂直产业关联效应显著为正,示范竞争效应显著为负。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出口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与人员培训效应和垂直产业关联效应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与外资出口效应的交互项不显著,与示范竞争效应交互项显著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