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染织绣工艺史料文献读记（上篇）

宋代染织绣工艺的发展与兴盛,与唐代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即官营和私营两种生产与管理体制相互作用形成的行业格局。且与前代相比,宋代染织绣工艺又有较大的发展,表现在品种日益丰富,工艺愈加精细,可谓我国古代纺织业发展高峰的象征。

国家变局与晚宋文坛新动向

晚宋文坛呈现出"各家喧腾、大家缺席"的局面,成为文学史上一段徘徊犹豫、又具有沉淀和反思性质的特殊时期,其文学成就虽不高,但特点鲜明。晚宋文坛新动向的出现,与当时国家政事、国家格局和国家学术所引起的文人心态、文士分布和文道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外部因素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一道,促成了晚宋文坛总体的分化与革新。

元代直解文献校录失误刍议

文章指出今人对元代直解文献的校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脱文和误录。误录问题又可以分成"甲乙二字音义不同,因形近误将甲字录作乙字"和"甲乙二字音义相关,因不明字形的时代性误将甲字录作乙字"两种。元代直解文献中有些词语的书写形式有特殊的习惯,其字形具有时代性。

宋代染织绣工艺史料文献读记(下篇)

宋代染织绣工艺的发展与兴盛,与唐代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即官营和私营两种生产与管理体制相互作用形成的行业格局。且与前代相比,宋代染织绣工艺又有较大的发展,表现在品种日益丰富,工艺愈加精细,可谓我国古代纺织业发展高峰的象征。

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风向意义

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除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之外,还承载了哲学和思想的使命,袁枚性灵说是该时期时代精神的凝结和表达,具有历史风向意义。这一时期文学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彰显出士人生存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性灵说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对生命自主的强烈诉求,与传统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大相径庭,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与探寻成就了该时期文学穿透历史的深刻。性灵说中的平等意识或者说民主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缪钺回翔文史、通变发微的古典文学研究述论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缪钺,在他的壮盛之年以《诗词散论》一举成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前沿成就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有关李商隐诗、宋诗、宋词诸论文,早已成为有口皆碑的经典之作;杜牧、元好问研究的专家之学、晚年的"灵谿词学",学界亦有目共睹。文章全面述论缪钺历时经久的学术生涯、方面广博的学术成就,并探讨他的学术经验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论南戏《拜月亭》

《拜月亭》所写爱情为日久生情,而非一见钟情;既歌颂婚姻自主,又遵守社会规范;颂扬摆脱门第的爱情,赞赏为爱情反抗父命君命。剧中悲剧情节与喜剧情节,相得益彰。剧中某些情节,就叙事角度而言,虽然看似枝蔓,但从戏剧的特点看,从社会批判的角度看,还是有其重要价值的。陀满兴福与蒋瑞莲,在全剧情节展开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从宋元话本到《聊斋志异》——论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渗透

宋元明清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大规模渗透。其渗透不仅催生了宋代话本体传奇和元明中篇传奇小说这两个小说史上的新品种,而且,经由话本体传奇和中篇传奇小说的影响,文言小说的风貌在总体上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大为不同,明代的"剪灯二话",清代的《聊斋志异》等,其艺术趣味和表达方式都留有深受濡染的痕迹。

近三十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国内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后期,元代文言小说资料初步得到辑印,为元代文言小说研究提供了一部分基础资料。第二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渐入学人研究视野,基础资料进一步被收集整理,对元代文言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有所肯定。围绕一些代表作的研究有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也有对代表作之外作品的探索研究。第三阶段是2010年后至今成为元代文言小说研究的一个小高潮。一批博硕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元代文言小说为专门研究对象,更多的元代文言小说作品进入学人深入研究论证的范围,有将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全面铺开并向纵深挖掘的趋势。但相较于其他朝代的文言小说研究来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基础问题尚未解决,元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尚有广大空间,应该予以重视。

论元曲精神的形成及流布

关于元曲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因子的思想渊薮、道教氛围、自然环境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铺垫了元代文学的根本背景,亦使其前后期、南北方风格迥然不同。现试图将元代文学回到它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中来阐释其精神及其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从而对其风貌进行勾勒。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孝经直解》语言现象札记

《孝经直解》是元代直讲体文献之一,有丰富的元代特色口语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在汉蒙语言接触影响下的元代汉语口语面貌。文章分析了《孝经直解》中“家”“为头(儿)”等词的来源及用法,探究了蒙语干扰下形成的部分特殊语法现象,发现《孝经直解》的语言既有汉语特色,又彰显了汉蒙语言接触背景下语言表达的特殊性,认为《孝经直解》这部直讲体文献是珍贵的元代口语资料,具有极高的语言研究价值。

贯通儒道:刘沅对儒家经典《大学》的创造性诠释

刘沅作为清中晚期蜀中大儒、民间宗教槐轩道的创始人,对儒家经典《大学》的诠释不同于宋、明理学一派,认同《大学》古本,注重义理阐发,对《大学》本身的真实性并没有怀疑,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和宗教的敬意。刘沅对《大学》从心性修养论角度阐发性命伦常之理所作的贯通儒道的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在众多的《大学》诠释文本中,独树一帜,反映了清中晚期传统中国社会下层思想心态之动向和理学思想被宗教化及普遍化的情形,在推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下,值得关注与借鉴。

古典形象的海外言说——新马华人作家笔下的屈原形象

屈原作为民族文化源头和民间信仰化身的中国古典形象，在海外华人文学中经历了从崇拜到质疑、从解构到重建的过程，从中折射出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流失的危机和复苏的希望。上世纪70年代后，在新马华人文学中，屈原形象开始更多地作为民族文化危机和现实忧患意识的象征出现，但也有过多地基于现实功利的取向。之后，借重于屈骚传统中的自由精神、狷狂人格展开自我超越的思路，使新马作家笔下的屈原形象不断呈现新的含义，其自我质疑、自我流放、自我反省不仅走出民族悲剧的屈原传统，而且寻回了“内省”本质，获得了“屈原”言说的更大自由，海外华人文学中的屈原传统也由此得到了一种现代性的建构。

四库集部分类与经学价值观

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具有明确的"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政治功能,这决定了五经作为学术,亦具有某种先决特质。经学之率先形成也对四部分类法产生重要影响。从文献学角度分析经学价值观在集部分类的影响,其表现是不同的,如集部分类法的二元性、对楚辞单立一类原因的分析、四库馆臣对宋元词曲的轻蔑充满着政治功利主义思想等等,这些都或隐或显地呈现出经学价值观的影响。

从《本草崇原集说》管窥清代医家对药性的认识

《本草崇原集说》为清代医家仲学辂纂集。该书集诸位清代医家认识之大成,对中药药性的介绍,并不仅限于描述其性味功效,而是结合临床实际,引经据典,以整体学说、阴阳学说、运气学说为基础,从药物的源流、生长环境、外观习性、药性功用等多个方面进行阐释,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取象比类的传统哲学思想。《本草崇原集说》对药性的认识包括从运气角度认识药性、以象思维认识药性、“以经解经”认识药性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