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一类重要的企业风险管理工具,也是外部保险机构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董责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后,显著抑制了其漂绿程度;第二,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投资者关注度,能在董责险和企业漂绿间起中介的作用;第三,董责险对具有不同产权性质和资产结构的企业漂绿抑制效果不同,对国有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更有效。鉴于董责险的积极效应,建议完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相关法律和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公司治理功能。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战略激进度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上市公司为其董事和高管购买责任保险的积极性不断增加,关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经济后果问题也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具体行为影响的研究上,尚无关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如何影响企业战略激进度的研究成果。笔者以200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阶段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以及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影响企业战略激进度的过程中媒体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发挥的调节作用和非效率投资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降低企业战略激进度。在媒体关注度较低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以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从而降低战略激进度。本研究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理论的边际贡献是将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经济后果的探讨拓展到企业战略激进度领域,通过证实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战略激进度,揭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有关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之经济后果和企业战略激进度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文献,为管理层、投资者、监管者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治理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际化董事会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时俱进”还是“制度陷阱”

以2011~2016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国际化董事会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需求的影响及其治理效应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引入董责险在助长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遏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而国际化董事会不但展现出更强的董责险购买意愿,并且能够强化董责险购买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对董责险购买决策的助推效应不仅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还会随着法治环境的改善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而相应增强。研究揭示,董责险可能具有诱发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的潜在隐忧,而国际化董事会在“与时俱进”地接纳董责险这一新生事物的同时需重点关注和警惕其可能蕴含的“制度陷阱”。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工具还是自利手段

以2011—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动收集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及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工具,而非管理层阻碍绿色创新的自利手段;②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其它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保持不变;③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大于大型企业,对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影响大于股权分散企业。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这一全新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解读,可为加速我国上市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知识普及,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管理层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董责险)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检验了管理层薪酬激励与董责险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引入董责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且引入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企业创新;董责险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在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董责险通过提高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而增加了创新产出;董责险与薪酬激励之间产生互补效应的原因是董责险监督作用促进了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本研究为董责险的全面推广及企业创新激励策略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绿色创新对于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保护具有双重贡献,文章选取2009—2019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决策和行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且内部控制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绿色创新的机制中起中介作用;较之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认购提供了决策依据,对完善企业治理体系、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提供了建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抑制公司违规行为?

本文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2007—2017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够抑制公司违规行为。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和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的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内部控制以及机构投资者的交互效应也能显著抑制公司违规行为,这说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能够发挥“监督效应”,而且还能与公司自身的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治理机制联动共同抑制公司违规行为。此外,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风险来抑制公司违规行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保险公司的监督作用是企业财务困境风险降低的主要原因;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或较多的分析师跟踪能减弱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治理效用;产权性质则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生的治理效应依然扑朔迷离,其对公司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的影响亦是难以定论。本文基于代理理论,探讨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提升了公司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存在差异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的作用效果也各不相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通过提高企业代理成本影响了公司的事务所选择,而高质量审计服务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本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对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价值和重要性也进行了探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本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后信息披露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说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发挥治理效应,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通过缓解代理冲突来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上市公司的内外部治理机制较完善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好。文章从信息披露质量视角探索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作用,为我国规范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政府推广此险种提供了经验支持。

董监高责任保险与企业“漂绿”行为:抑制还是加剧?

“漂绿”现象的泛滥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为探索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有效方案,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董监高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是董监高责任保险抑制“漂绿”行为的内在渠道。同时,本文还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外部监督机制来看,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与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功能之间存在一定替代效应,而投资者关注对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更多发挥了互补作用;从管理层团队特征来看,在董监高团队女性比例较多、平均年龄较小以及拥有较多海外背景的情况下更有助于强化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董监高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漂绿”行为的监管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已有文献大多从财务视角考察董责险的经济后果,鲜有文献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财务视角对董责险的经济后果进行检验。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责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购买董责险有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高管的保护程度越高,越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董责险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高管薪酬越低、独董比例越小的公司中越为显著。

高管责任保险与在职消费

本文基于外部监督视角,考察高管责任保险对于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认购高管责任保险可以显著抑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且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因素会驱动高管责任保险对于在职消费的影响。在受到过起诉、没有股权激励的企业中,高管责任险对于在职消费影响较为明显。从外部角度讲,接受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媒体关注度较低、所处法制环境较差的企业,高管责任险对于在职消费影响较为明显。此外,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降低应计盈余管理、减少股东掏空的途径来约束在职消费。本文从高管责任险的角度拓展了影响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减少高管在职消费具有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董责险与监管处罚对独立董事履责的影响

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建立20多年来,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并未完全发挥预期作用。本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董责险与监管处罚对独立董事履责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5至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监管处罚可以一定程度地敦促独立董事认真履职以降低企业的风险水平,但过高的处罚力度将挫伤独立董事的履责积极性并提高独立董事的辞职率;董责险能够减少独立董事的辞职行为,并且能够提高其履责积极性以降低企业风险。本文的政策启示:实施适当和有度的处罚措施,避免过严的处罚力度对独立董事正常履职产生负面影响;建议进一步推广董责险制度,保障独立董事的合法权益,让独立董事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股权集中度对证券集体诉讼威慑效果的影响

本文检验股权集中度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威慑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较分散上市公司在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实施后更倾向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避险。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在新规实施后也发生显著提升。本文的发现突显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事前威慑”作用。同时也反映出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对原告集团规模的依赖性,为后续优化集体诉讼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思路。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能力高低决定了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的成效。以我国资本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论文研究了企业购买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论文结果表明:董责险的购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董事长和CEO非同一人的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高科技行业和地处较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有效处理了文章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验证了文章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研究厘清了董责险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特征和行业特征等不同情境的差异化关系,论文的结论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与高管减持

资本市场频现的减持可能出于高管自利性动机从而破坏市场公平交易,因而迫切需研究其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该结论经PSM、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第一,信息披露机制厘清了董责险能有效减弱高管的相对信息优势并抑制其出于自利性动机的减持行为;第二,董责险会增加高管减持成本并降低其自利倾向;第三,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的作用在外部审计和法律监督较弱时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是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替代;第四,安慰剂检验显示,董责险能抑制高管而非大股东的减持,《证券法》修订和股份解禁的制度性冲击也表明,董责险主要针对高管自利性动机减持而非流动性管理动机减持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保险机构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视角,本文揭示了高管减持的制约机制,并有助于增进对董责险治理效应的认识。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独立董事辞职——基于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冲击的视角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是公司的“治理利器”还是管理者的“自利工具”,是学术界长期争议的问题。随着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常态化开展,保险市场中董责险的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董责险的治理效应亟需更为细致和丰富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中国版集体诉讼第一案——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冲击的视角,从独立董事对履职风险感知后的主动辞职行为出发,考察了董责险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1)在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引起的独立董事辞职潮中,董责险显著提高了独立董事的辞职概率。该结论在经过配对样本回归、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回归以及Placebo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测试后仍然成立;(2)当公司外部审计质量较低、所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独立董事更可能从投保董责险的公司中主动提出辞职;(3)董责险对信息劣势更大、监督能力更弱的独董辞职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支持了本文关于独立董事辞职行为是对董责险负面治理效应的风险感知逻辑;(4)董责险对独立董事辞职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之后,凸显了中国版集体诉讼第一案的示范效应;(5)本文最后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投保董责险的公司在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事件窗口内得到了显著为负的超额收益。这些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的董责险主要是管理者的“自利工具”而非公司的“治理利器”。本文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董责险治理效应和独立董事辞职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而且对于完善新发展阶段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和董责险制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2009年到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延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认购能够显著降低审计延迟,且随着认购时间的增加,其发挥的治理效应有所增强。在采用Heckmam两阶段法、PSM方法、工具变量法以及PS.M+DID方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该效应依然显著。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代理成本能够实现缩短审计延迟。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还能通过“风险转嫁效应”降低审计延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延迟的降低作用在分析师跟踪人数多(外部监督机制强)以及高管薪酬较高的情况下更显著。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否增大了“理财诱惑”?

伴随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入,多层次金融产品供给日益增加,然而投资者能否从金融机构身上薅到“真羊毛”却未得其解。鉴于此,本文从高管行为倾向性视角,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购买对企业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购买使高管的收益感知提升,损失感知降低,风险感知降低,进而会增大“理财诱惑”,使企业倾向于采取委托理财行为,配置高风险理财产品,并且该“诱惑”在金融关联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第一,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带来的“理财诱惑”源于覆盖率条款发挥的兜底效应;第二,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企业中,稳健型的委托理财行为对企业业绩有正向影响,激进型的委托理财行为对企业业绩有负向影响。本文建议上市公司适度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公司治理机制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良性互动,使投资者远离理财“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