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机制”还是“掏空行为”:超额聘任独立董事与企业环保投资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属于一种“监督机制”;超额聘任独立董事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和大股东掏空行为来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在重污染行业、两职合一以及独立董事薪酬较低的企业中,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如何认识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这一行为,切实规范董事会决策机制,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鲜有文献从非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视角展开讨论。鉴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机制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加剧第一类代理冲突,进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非数字化转型期、外部审计监督较弱、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时,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由此增加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即会计信息质量在两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提升MD&A信息含量吗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市场化运营成为重要议题。现有关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研究大多关注经营与投资决策,鲜有涉及MD&A信息含量的相关探讨,因此,本文以2013—2021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MD&A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显著提升MD&A信息含量;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供增量信息与发挥监督效应的渠道提升MD&A信息含量;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信息含量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与外部投资者信心。研究结论为有效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参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文章基于2008-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显著提升国企数字化转型水平,且主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促进股权激励与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关系在地方性国企、竞争性行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国企中更为显著;扩展性分析发现,当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凸显。文章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研究,同时为国企提高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走出去”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

2013年是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加速及对外直接投资(OFDI)跨越发展交汇的起点,但目前有关我国国企改革的研究大多未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赋能国企协同创新的政策效果。为此,从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OFDI技术寻求战略的视角出发,基于沪深两市2003—2019年重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4102家国企样本数据,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等检验方法,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与东道国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以及东道国治理水平差异和企业吸收能力差异的情境下更加明显,而且可以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积极作用。据此,应进一步强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外循环赋能的创新发展动力,发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监督制衡和枢纽传递机制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与企业绩效——基于非国有股东派任董监高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16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派任董监高、国有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非国有股东派任董监高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路径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并且这种中介效应在垄断性国有企业行业中更显著。文章不仅丰富了股东治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更直接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非国有股东的作用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创新投入

本文以2013~2017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层面探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与行业竞争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显著提升国企的创新投入,其中相比于非国有股东持股,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投入的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以及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中。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股东治理与创新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对提高国企的创新能力,推进国企混改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能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吗?——来自国有竞争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章以2010~2016年沪深A股竞争类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非国有股东可以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非国有股东的抑制作用在市级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2)非国有股东派任董监高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显著负相关;非国有股东派任董监高的人数越多,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单独来看,非国有股东派任董事的治理作用更加显著;(3)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派任董监高,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以2013—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分析发现:机制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增加股权激励两种路径,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经济后果上,国企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公益类企业,商业类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参与公司治理时,创新投入的效果更为显著。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吗?

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本文利用2008—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考察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对高管腐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行政层级和行业竞争程度对上述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并不能减少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只有当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经营治理才会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产生显著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仅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中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而在中央企业和垄断行业中该作用并不显著。最后,本文就如何更好地治理当前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研究

基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视角,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情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的创新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管薪酬的制约,即高管薪酬负向调节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拓宽了股东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等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以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为切入点,改善公司治理,制定与实施企业创新相关的政策。

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善待员工吗?

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ESG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行政型治理模式的长期存在使得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内源动力不足。在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被赋予更多董事会“话语权”的市场化非国有股东是否会提升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本文基于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3—2020年数据,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更多,且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占比越高,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越多。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通过降低政府干预和提高高管激励水平来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会显著降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政府补贴越多、环境规制越强和高管任期越长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越大。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角度丰富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治理的非经济后果研究,解释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作用的路径及情境因素,对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经济型治理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资产剥离对国有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管理层“意愿—能力”的视角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受重视,合理配置现有资源对企业加大数字创新非常关键。通过对2003—2021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资产剥离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划分剥离类型后发现关联性资产剥离和战略性资产剥离可以提高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基于管理层“意愿—能力”视角发现资产剥离可以分别通过缓解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数字创新注意力来提高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并且通过建立有中介的调节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发现非国有股东派遣董事对资产剥离和数字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实现,高管信息技术背景正向调节资产剥离提高管理层数字创新注意力这一中介路径。另外,对国有企业这一研究主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科技型国企、技术密集型国企和商业竞争类国企中资产剥离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关系更为显著。

“非国有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绩效

本文用“进入权”对非国有股东委派的董事“赋权”,考察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的局限,以2007—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并购前后“非国有派”董事的变化对国有企业并购非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购后三年,随着“非国有派”董事在董事会占比的提高,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并购绩效显著提升,该结论在更换核心变量、改变模型、扩大样本区间以及使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DID政策冲击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后“非国有派”董事人数的增加可以提高监督治理水平(增加董事会召开次数并降低国有大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优化战略决策效果(促进数字化转型并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增强资源供给能力(缓解税收负担和融资约束)。拓展性分析发现,“非国有派”董事积极参加混合所有制并购带来的并购绩效提升,最终能够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及抗风险能力,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并购中实现资本的有序扩张以及保障“非国有派”董事的话语权,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超额委派董事、大股东机会主义与董事投票行为

长期以来被视作董事积极行使监督权力的投非赞成票行为在中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实践中无论从数量还是监督效果上都比预期的要少、要差。本文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现象的存在往往对董事以投非赞成票方式履行监督职责构成严重干扰,成为上述结果出现的潜在原因之一。采用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以及对董事投非赞成票的实际监督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比例越高,董事投非赞成票的可能性越低,超额委派董事程度的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将引起董事投非赞成票的几率比下降约17%;而以往文献证明的董事投非赞成票所带来的提升经济绩效、降低控股股东以资金占用形式实现的隧道挖掘行为等效应在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情形下大打折扣,失去了应有的监督效果。因此,实际控制人没有超额委派董事,成为董事投非赞成票发挥监督效力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由此,本文不仅从董事投非赞成票的视角为“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是大股东机会主义行为显现”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且识别了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具有监督效力的前提条件。在公司治理实践中,为了提高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需要在诸如董事会组织等制度环节确保不同股东力量之间形成制衡,避免大股东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促进国企创新吗?

本文以2008—2019年完全竞争性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对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如何影响国企创新展开研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超额委派董事对国企创新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在更换了自变量与因变量衡量方法,并采用PSM法、工具变量法以及滞后一期自变量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主要通过发挥监督治理和信息传递功能以提高国企创新积极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还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企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法治环境较弱、政府与市场关系较紧密的地区更加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新一轮国企混改不能仅停留于以往股权层面的多元混合,更应注重董事会层面的治理改革,以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的独特优势。本文对新一轮国企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并为董事会结构治理、国企创新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国企混改背景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本文以2009-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和委派董事数据,计算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情况,以此考察其对国企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基于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逻辑,我们发现非国有股东仅仅委派董事并不能改善国企会计信息质量,只有超额委派董事(即控制权超越股权),才能有效地提升国企会计信息质量,而且这种提升在央企和市场化程度较好的地区比较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还能向资本市场传递特质信息,并抑制负面消息积累,有效地降低了国企股价同步性和崩盘风险。该研究在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研究领域进行了视角、内容和变量的创新,其结果为国企混改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提升国企并购绩效吗?

本文以2007—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程度越高,国有企业并购绩效水平越高;第二,非国有股东积极参与股东大会投票,有利于其充分发挥制衡、监督作用,提升并购绩效水平;第三,在未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依然能够以股权制衡方式影响企业并购绩效,但作用效果有所减弱;第四,减少非效率的并购交易、改善并购后的资源整合质量是非国有股东提升并购绩效的重要途径;第五,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股东治理效果存在差异,相比外资和民营股东而言,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总体更强。以上结论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有利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改善。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可进一步降低非国有股东进入国有企业的门槛,同时保障其相应权利(如投票权和董事委派权等),使不同性质的资本都能参与到内部治理活动中,共同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高管激励中介效应和机构持股调节效应

以高管激励为中介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调节变量,以2007年-2018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抑制影响,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有效履行其监督职能;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股权越大,分类转移盈余程度越低,但削弱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正向监督效应。本文有助于完善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监督分类转移盈余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上市公司调整高管激励结构和完善投资者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