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中的股东出资义务

新《公司法》以强化股东出资义务为导向,对公司出资制度进行了修改,新增了董事会核查和催缴、股东失权制度以及加速到期制度。这些新增制度在实践中如何适用,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股东违反出资义务需要承担补足和赔偿责任,其他股东和董事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公司破产临界期董事对债权人责任模式之选择

就公司破产临界期董事对债权人责任而言,可供借鉴的域外立法模式主要有破产申请迟延责任模式和不当交易责任模式两种。前者虽也契合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理论,且可抑制董事的机会主义倾向,但赋予董事破产申请义务,要求董事及时辨明公司进入破产临界的时间并及时申请破产是对董事不合理的要求。后者不仅契合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理论,且具有赋予董事更多选择权、更合理考虑商业风险的存在和与我国办理破产能力更适配等制度优势,是我国构建相关制度宜采用的规则模式。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教义学展开

《公司法》第191条在一般条款层面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理论基础上与法人机关理论形成内在协调,其逻辑根基在于董事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具有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复合可归责性,该责任无法因组织关系而免除。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具有复合属性的法定责任,须同时满足两个法域面向的构成要件。组织法层面包括主体要件、执行职务的行为要件、违反对公司信义义务以及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主观要件的认识对象系执行职务;行为法层面包括侵害行为、损害结果以及相当因果关系要件,损害范围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责任形态应为补充责任,同时根据不同董事行为的具体过错程度及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确认其责任范围,以保证过责相称。

人工智能董事法律地位及其信义义务构想——基于强人工智能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速度与应用场景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认知,人工智能董事已从理论迈入现实。我国的相关发展规划已提出“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保障措施。在强人工智能语境下,应摒弃客体说观点,通过法律拟制赋予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位。基于人工智能董事的特殊性,传统董事忠实义务趋于消解,注意义务“理性人”标准适用性也将存疑。以前瞻性视角审视和革新人工智能董事的信义义务,忠实义务需因应特殊情形,注意义务的范围则呈窄域化倾向,合规监督义务的内涵和边界将实质扩展。

单层制改革背景下独立董事法律义务与责任研究

我国独董制度长期以上市公司为背景展开规范,2023年12月29日公司法的修订将独董制度延伸至非上市股份公司治理结构,将面临独董规范的立法空白。独董的职能应包括公司内部治理优化和对外投资者保护两个方面,并分别构成独董承担公司法和证券法义务的基础,但在立法与实践中往往将两者混淆。董事信义义务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于独立董事,但应当正视独董在信息获取渠道上的局限性,较执行董事承担更为宽松的责任标准,以商业判断规则的精神评价独董是否勤勉尽责,且不宜盲目扩大义务范围。在决定独董是否承担自付责任时,应当确立可预期、有合理救济范围的责任减免机制,包括章程豁免条款、董责险和赔偿责任上限规则。

论金融科技公司的适当性义务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系金融稳定是适当性义务规则的重要使命。当前,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的金融科技在助推金融生态圈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服务跨界化、用户画像趋同化、算法同质化等问题引发了投资者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图利禁止”“最佳执行”担忧,削弱了适当性义务规则的作用。为有效地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新挑战,监管机构有必要重新审视适当性义务的正当性依据,针对金融科技公司所提供产品、服务的特性,完善适当性义务规则的适用标准,明确具体的请求权基础,为保障“卖家负责”与“买家自负”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

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

新《公司法》引入了针对股东出资的催缴制度,解决了长期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缴资难题,可谓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催缴义务的法律性质、催缴的前提条件、催缴义务的履行、违反催缴义务的认定标准及其法律责任等问题仍有待解释论层面的进一步阐释。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首先应当是信义义务,其次应当属于董事对公司所负的勤勉义务。催缴的前提是需要对股东出资情况进行核查,需要核查的情形不仅包括正常情况下的届期缴资,还应包括出资加速到期、五年认缴期限届至等导致股东提前缴资的情形,因而核查内容应包括股东认缴与实缴、公司是否不能清偿债务等情况。基于对新《公司法》第51条、第52条的解释,催缴义务在实践中可以由董事履行,也可以由任何能代表公司机关的主体履行。当董事履行催缴义务时,基于催缴义务的勤勉义务属性,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宽限期可以依据商业判断进行自由裁量。董事违反催缴义务的认定应当遵循“严格客观标准”,“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理解为公司实际利益的消极减损,董事仅应当向公司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责任不等同于代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

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公司资本是公司得以正常运营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股东出资是公司资本的唯一来源,因此作为公司受托人的董事应对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实践中仍然存在董事履行催缴义务的责任类型不明、判断标准缺失、责任承担方式不明等诸多监管瑕疵,应进一步明确董事应对公司承担的责任类型、确定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的相应责任并应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期为完善该制度提供参考。

董事辞职留任规则的制度逻辑

新《公司法》勾画了董事辞职规则的基本框架,但仍需通过公司法理论研究进行细节填充以满足司法裁判需求。董事与公司之间是以委托合同为基础而具有公司法特色的法律关系。董事和公司均有权根据自身意思自治提出辞职(解任)要求,而无须相对方同意。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下限的,触发法定的留任义务以确保公司的经营持续,并为公司股东会选任新董事预留充分时间。董事辞职后无论是否发生法定留任,其兼任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均应解除。董事留任期间内,公司股东会应尽快考察、选举新任董事。

股东派生诉讼先诉请求规则的功能重校

先诉请求作为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具有丰富的制度内涵和实践价值。完整的先诉请求程序包括股东向公司内部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公司进行内部审查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现有理论和实践片面关注先诉请求作为派生诉讼启动要件的程序意义,未能重视公司对先诉请求的审查决定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起诉追究侵害公司利益者的民事责任属于公司的固有权利,在公司拒绝起诉而股东获得派生诉权时,公司理应有权基于董事会的合理商业判断,请求法院驳回或终止股东派生诉讼。股东在派生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表明经过董事同意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欠缺合理性。若股东请求追究董事责任,法院应当对董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或疏忽怠责进行司法审查,对于无法获得商业判断规则保护的董事,应当依法追究其违信责任。发现并重视派生诉讼先诉请求规则的多重功能,能够有效平衡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论证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承担

保证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是独立董事应负的勤勉义务,但实务中因法律依据不足导致的行为判定抵牾与责任承担混乱的问题时有发生,具体表现为审查标准不明、免责事由不详、责任类型不分等,故而有必要从赋予法官以释明权、增强行为的实质性审查、构建职责统一的行为判定标准、辨明独立董事的主观状态和责任形态方面展开讨论。

善意义务是否需要作为受信义务的第三维构成?

善意要求是公司法中最为尴尬的问题:它几乎一开始就被植入受信义务,但却一直被虚置不用,成为名副其实的摆设。在“商业判断规则”的庇护之下,公司管理者几乎无责任可言;在形式主义的遮掩之下,公司管理者可以轻易逃避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则与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格格不入,相距甚远。有鉴于此,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重新竖起受信义务中善意要求这面旗帜,并将善意要求落实为具体可执行的义务。受信义务在我国《公司法》中是一项远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制度,它不仅是我国《公司法》的重大制度缺陷,更是我国公司治理需要完善的法律救济。本文针对这一目标假设检讨了比较法上的经验,探讨了善意要求的指导意义和善意义务的具体执行。

董事义务的代理结构完善研究——从发挥信义理论的补充作用出发

我国董事义务建立于代理制基础上的民事合同与侵权理论,在体系和内容设计方面上深受德国、日本等国家公司法的影响,但是在商事语境下,并没有体现出商事制度中代理的特殊性应用,从商事角度考察,在突出商事活动特别是公司法范畴下代理的特殊性上还有不足,这一现象也多体现于公司法的修改中,英美法系国家董事义务建立在信义义务的基础,更加着眼于突出董事的个人属性。我国未来的立法可在代理制基础上,内嵌信托理论与信义义务,实现董事义务代理框架下的信义优化。

董事ESG监督义务的法理逻辑与规范构造

ESG风险已经成为公众公司当前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不仅是应对ESG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契合新时代公司目的的转向,有助于预防化解重大ESG风险,并能够弥补其他ESG促进机制的不足,因而具有充分正当性。尽管ESG属于新兴事物,但根据董事监督义务适用范围的双阶框架,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具有坚实法理基础。我国应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并阐明其内涵。具体而言,董事负有ESG风险识别、建立和维护ESG风险信息和报告系统、事后调查处置ESG风险等义务。同时我国还应对董事ESG监督义务进行体系化构建,要求公众公司分别在董事会、经理层、部门、员工、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构建落实董事ESG监督义务的组织体系。

公司董事合规义务的制度建构

公司合规是一种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其以董事合规义务的形塑为内生力量。在规范层面,董事合规义务的明确表述虽然并未被提出,但是围绕董事合规职责的规范构建已初具体系,并呈现出内容分歧、无处安放、无可追责的治理困境;在实践层面,董事合规义务已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生根发芽,其与忠实和勤勉义务相联,但更多体现为董事自身的守法义务。理论观点的分歧、立法实践的模糊以及司法续造的不足,影响了合规制度从政策推动到自律建构的转型。问题的解决应当立足既有的董事义务二分体系:合规义务由守法义务与监督义务组成,前者隶属忠实义务,后者属于勤勉义务的一环,并分别适用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面对提升守法合规定位的强烈实践需求,董事合规义务应当从部门规章的隐形表达上升为《公司法》的明确列示。

商业判断规则在我国的适用研究

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不少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的案例,由于立法缺失,存在适用案由不一、引入态度摇摆、适用路径差异大等问题。商业判断规则并非完全阻断法院审查,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允许法院对董事决策进行审查。我国《公司法》修订之际,应当将商业判断规则明确引入立法,使之成为独立于司法谦抑性原则的一项制度。在具体审查步骤上,应将其限定在与董事义务或董事责任相关的纠纷中,先审查董事决策程序,程序违法时则可对决策内容进行形式审查,特殊情况下可进行实质审查。在与董事义务判断的衔接上,可以根据公司治理良好或欠佳的具体情况,在主观过错要件上采取或宽松或严苛的审查标准,使之在董事义务的判断上发挥相对客观、动态的弹性作用,为董事提供不同程度的免责。举证责任上,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由股东初步举证后,再由董事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

网络平台信息信义义务的法理阐释及价值展开

用户与网络平台之间的信息关系具有“依赖性”和“脆弱性”,平台应该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用户承担信息信义义务。用户信息利益优先的信义标准能够与平台商业模式兼容,在信义法理层面不存在障碍。网络平台承担信息信义义务可以弥补传统个人信息控制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人控制“不能”或控制“过度”之缺陷,更有利于实现保护个人权益并促进信息利用的二元目标。我国现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本质上仍属于个人信息控制论的法律表达,对信息关系的调整较为僵化,对此可基于网络平台信息信义义务的规范进路予以优化,构建以增强用户平台信任为目标的动态信息保护机制。

双层股权结构下董事制度的实践困境与解决途径

双层股权结构下,公司创始人以“一股多权”获得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有效防止了公司发展中股权被稀释、管理权被剥夺的风险,但公司董事制度随之又面临实践困境,公司内部治理失灵的风险骤增。破解董事制度的困境是规范公司内部管理、引导双层股权结构公司正向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应明确实际控制人选举董事时适用表决权回归原则,保障董事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应厘清董事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的内涵及责任承担方式,落实董事的信息披露义务。

信义义务的法理研究——兼论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与其他法律中信义义务规则的互动

信义义务生成于英美法系。我国在移植信托制度时将信义义务一起引入进来:信托受托人负有忠实义务。而在我国传统民法的委托代理中受托人、代理人不负有忠实义务。为解决这些问题,日本的债权法修改以英美法的信义义务为基础,提出了在民法中增加,忠实义务的提案;与此相对,德国法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学说和司法实践形成了相当于英美法信义义务的规则。我国虽植入了英美法系的信托制度,从与民法的契合度之角度,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信义义务的法理基础更为适宜。

董事忠实义务及其扩张

董事忠实义务在本质上是董事信义义务,与勤勉义务并列,成为约束董事行为的法定机制。董事忠实和勤勉义务均建立在公司与董事之间的信义关系基础上,均以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为宗旨,但规制重点不同。忠实义务主要规范董事与公司之间利益冲突关系,勤勉义务旨在推动董事发挥聪明才智,两者共同成为评价董事履职的主要标准。忠实义务与民法中禁止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的规则之间关系密切,但在制度功能和义务要素上仍有重大差别,不能彼此替代或混为一谈。随着现代社会中公司交易复杂化以及公司集团现象普遍化,规制公司与董事利益冲突的公司法规则正在从“绝对禁止”向“禁止缓和”发展,忠实义务主体则已适度扩张至控股或主要股东,成为补充调整股东与公司关系的特殊机制。